日军在制订合围计划时，会使用一种“圆规画法”。此法系以预想的某一合击目标为圆心，再根据总兵力和各路合围部队可能会合的时间，画出一定范围的合击圆周。合击圆周最终形成的那一刻，就是“利害交换线”。

更通俗一点讲，“利害交换线”指的就是八路军跳出合围圈的时机和地点——跳得太早，容易被敌人发觉，那样敌人就会掉过头来，组织新的合围；跳得太迟，又会被围在中间出不去。

最好是不早不晚，在合围圈即将形成但又尚未成形的时候跳至外线。在1941年11月的那次反“扫荡”中，刘伯承之所以要把转移的时间一推再推，也正是出于这一考虑。

在发出反“扫荡”作战的命令电稿后，一连三天，刘伯承始终守在作战室，通过各部队报来的敌人动向、起止位置、路线、速度，推算合击圈直径的大小，以及判断太北部队跳出合击圈的时机。

其实刘伯承及其师部这时本身也面临着极大的危险。陈赓从太岳发来的急电反映出，日军在此次“扫荡”中采用了一个新的手段，即在基本部队出发之前，先以先遣部队佯动，同时派出便衣特务和别动队进行刺探，以便为大部队指引方向。

先前李达得到的关于日本特务要刺杀刘伯承的情报，则指向了另一个事实——为了捕捉八路军机关首脑，日军还临时成立了多股小部队，称为“特别挺进杀人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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