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后，李大钊又一次去天津。不过，这一回全然不同，没有公开露过一次面，行踪绝密。

那是1920年2月中旬，年关逼近，家家户户门前贴起了“迎春接福”、“万象更新”之类的红色横幅。离正月初一——公历2月20日，眼看着只剩几天了。

一辆骡车缓缓驶出北京城朝阳门，先南后东，朝着天津进发。

车上有两位乘客，一位年约三十，留着八字胡，戴金丝边眼镜，身材魁梧，一身皮袍，正襟危坐，手提包里装着好几册账本，一望而知是年前收债的账房先生。他讲得一口北京话，路上一切交涉，都由他出面。

另一位坐在车篷之内，像是畏寒，一顶毡帽压得低低的，一件棉背心油光可鉴，约莫四十多岁。此人看上去像个土财主，抑或是那位账房先生的下手。他总是“免开尊口”，要么无精打采地闭目养神，要么默默地凝视着道路两旁那落尽叶子的秃树。

那位“账房先生”，便是李大钊。那位躲在车里的，是陈独秀。他俩乔装打扮，秘密出京。

风声甚紧，警察在追捕陈独秀……

事情是前些天报上关于陈独秀的报道引起的：

《陈独秀在武汉文华学校演讲〈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

《陈独秀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演讲〈新教育的精神〉》；

《湖北官吏对陈氏主张之主义大为惊骇，令其休止演讲，速离武汉》；

《陈独秀深愤湖北当局压迫言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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