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动荡之中，分化是必然的。不光是“老伙伴”胡适转向，“新伙伴”张东荪也转到了对立面。陈独秀的《谈政治》之中，点了胡适的名，也点了几个月前还在新渔阳里六号高谈社会主义的张东荪的名。

就在《谈政治》刚刚发表，英国的一位名人受梁启超之邀，来到中国讲学。他叫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他成为名人，由于他同兼三种身份：他是道地的数学家，曾与怀特海合著《数学原理》三卷。他的“罗素悖论”对20世纪的数学产生过颇大的影响；他又是一位唯心主义哲学家，创立“中立一元论”，在当时被誉为世界三大哲学家之一；他又反对侵略战争，倡导世界和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被判刑下狱，获得人们的同情和赞颂。这么一位大名人光临中国，自然引起一番热闹。

1920年9月《新青年》杂志发表陈独秀的重要文章《谈政治》

罗素在中国各地演讲，鼓吹“基尔特社会主义”。基尔特—Guild，亦即行会。“基尔特社会主义”，亦即劳资合作的改良主义。

张东荪是梁启超的“老伙伴”，一起创办《解放与改造》杂志，同创“研究系”。当这位由梁启超请来的贵客前往湖南讲演时，张东荪便专程奉陪。

返沪之后，1920年11月5日，张东荪在他主编的《时事新报》上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教训》。11月6日，又发《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这两文蓦地引起一番论战，空前的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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