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难言之隐”，说穿了，无非是想避免日本以及其他国家借西安事变抨击“莫斯科魔手”罢了。苏联对张、杨的批评，实际上是苏联外交政策实用主义的一种表现。

西安事变刚一发生，中共中央便在12日晚12时、13日凌晨4时、13日下午4时三次电告共产国际。

毛泽东在保安的窑洞里，急切地等待着共产国际的答复。虽说毛泽东在决策时并不完全照共产国际的意见办，但共产国际毕竟是中共的上级，尤其是如此重大的事件，不能不听听来自莫斯科的声音。

13日夜，共产国际的复电终于到达。复电颇长，分三大段：

第一，肯定西安事变是日本阴谋所制造，并说在张学良左右一定暗藏着一些日本间谍。苏联不会给这种日本朋友以任何支援。

第二，中国目前所急需的，是建立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最重要的是团结与合作，不是分裂与内战。

第三，应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利用这一时机与蒋介石作友善的商谈，促使其赞成抗日，并在和平解决的基础上自动将蒋释放。

这三条意见，第一点完全与事实不符，第三点中关于蒋介石的处理与毛泽东当时所主张的相左。

紧接着，斯大林又请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转告中共中央：中国共产党应该首先了解到，蒋介石是抗日的。而打倒蒋介石，必须进行内战，但内战只能有利于日本侵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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