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阿勒颇，我们乘船去希腊，沿途时常靠岸。到雅典时。我感到少有的高兴，满怀着期待。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我清楚地记得我站在旅馆的接待柜台前，接过一叠邮件，最上面是几封电报。至少两星期没得到家里的音讯了，我心头笼罩着不祥的阴影。我打开电报，他们告诉我罗莎琳德患了肺炎。

由于突如其来的震惊，我昏昏沉沉地挪动着脚步，突然把脚迈进了雅典街道旁的树坑里，踝骨严重扭伤，无法走路了。我坐在旅馆里听着莱恩和凯瑟琳的宽心话。心里惦记着马克斯去哪儿了。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手里拿着两轴绷带和一块膏药。他轻声地解释说他在路上会照顾我和我的脚伤。

“但是你要去达萨庙啊，”我说，“你不是去见什么人吗？”“噢，我改变计划了．”他说，“我考虑该是回家的时候了，这样可以和你一道走。我可以扶你去餐车或给你弄点吃的，结你当个帮手。”

这真是求之不得了，简直不能相信。我想，而且一直这么认为马克斯真是个好人：他不言不语，没什么同情之类的话，可他干实事。他会急人所需，使你得到莫大的慰藉。

我和马克斯次日晚上就启程了。一路上他给我讲了许多有关他的家庭的事情，他的弟兄，他的父亲以及他的母亲——一个爱好艺术、喜好绘画的法国女人。

一到伦敦。我就提心吊胆地给家里打电话，已经五天没听到家里的消息了。听到我姐姐告诉我罗莎琳德好多了，已脱离了危险，恢复得很快等情况时，我才松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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