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回来说阿德勒。 1925年我的论文《心理治疗和世界观》在他的《国际个体心理学杂志》上发表， 1926年又有一篇见报。同年，我参加在杜塞尔多夫举行的个体心理学国际会议，在会上做的主题报告和简要发言开始偏离正统的观点：我不赞同把神经官能症单纯看作一种实现目的的手段，而更倾向于用一种更加开放的视角去看待它，不单单将其视作一种单纯的“手段”，也定义为一种“表达”，也就是说，我希望不仅从工具性的层面，而且从表达性的角度去考察这一现象。

这是我第一次演讲旅行，在去程和回程时分别在法兰克福和柏林做了短暂停留。在法兰克福——真是难以置信，想想也蛮好笑的——我，一个21岁的医学院学生，受社会主义工人青年团的邀请做了一场关于生命意义的演讲，当时一大群年轻人挥舞着旗子，浩浩荡荡地从集合地点开拔，涌向演讲地，场面颇为壮观。在回程时，我又在柏林的个体心理学协会做了一次演讲报告。

1927年我与阿德勒的关系日趋紧张，与此同时，有两个人吸引了我的目光，他们的为人让我印象深刻，而且在其他方面也对我影响颇深，他们就是鲁道夫·阿勒斯和奥斯瓦尔德·施瓦茨[1]。在阿勒斯的影响下，我开始在他的知觉生理学实验室里进行实验工作，而心身医学及一支医学人类学的创始人施瓦茨则接受我的邀请，为我给希策尔出版社写的一本书作序，可惜这本书却由于我在这期间离开个体心理学学会而未能付梓〔后来我将这本中途流产的书的主体思路整理成文，刊登在1939年的《瑞士医学周刊》（Schweizerische medizinische Wochenschrift）上〕。在序言中，施瓦茨写道，我的这本书对于心理治疗的意义可以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对哲学的意义相媲美——而他确实也是这么认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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