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毕业之后，我先在珀茨尔的精神病医院里工作了一段时间，接着又去约瑟夫·格斯特曼（“格斯特曼综合征”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那里待了两年，学习神经病学方面的知识，最后在施泰因霍夫精神病医院工作了4年，负责管理“女性自杀患者区”。有一次我大概算了一下，每年经过我手的女性患者不少于3000人！这些实践上的积累，使我的经验日益丰富，看病时眼光也愈发敏锐起来。

我在施泰因霍夫医院工作时，提出将皱眉肌现象[1]视作精神分裂症急性发作的一大症状，这一现象是我从影像资料中观察到的，而我在给维也纳精神病学协会做讲座时也播放了这段影像。

我刚开始在施泰因霍夫医院工作的那几天过得心惊胆战，特别是一到晚上，我的梦境里总是充斥着与精神疾病相关的可怕场景。我的主管利奥波德·帕夫利基医生[2]（他的儿子是奥地利著名音乐家）在我来医院的第一天就再三叮嘱我，去病房的时候千万要把眼镜摘掉，因为我的那些女性病人很有可能给我脸上来一拳，打碎的镜片恐怕会扎伤眼睛，而医院是不会为我自己的疏忽大意负责医药费的。我听从了主管的建议，可是由于我没戴眼镜而无法看清周围的情况，当场就挨了一拳。于是从第二天起，我还是戴上了眼镜，这样一来我就可以清楚地捕捉到病人的一举一动，如果角落里的某个身影想朝我攻击的话，她八成不会得逞，因为我早就溜之大吉了——这多亏我戴了眼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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