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在集中营的时候就对自己说，一旦我回到维也纳，就第一时间去找珀茨尔，获释后我真的直奔他那里去了。由于这之前我就获悉，我的第一任妻子已经命丧黄泉，所以在这位我非常尊敬的师长的臂膀里，我走出集中营以来第一次痛哭流涕。可是我却无法为他做些什么：就在那一天，他由于纳粹分子的身份被永久革职。尽管如此，他仍然同我其他的朋友一样挂念着我，生怕我会自杀。皮特曼拉着我在一张空白的表格上签字，然后他自己将这张表格变成一份主治医生职位的申请书，于是接下来的25年里，我一直担任维也纳总医院神经科主任。

我刚回到维也纳没几天，便去拜访了我的老朋友保罗·波拉克（Paul Polak），告诉他我父母、兄长以及妻子的死讯。我还记得，我说着说着便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保罗，我必须得承认，当太多事情一下子朝一个人袭来，当一个人经历了太多考验，就必须得找到一个意义作为支撑。只能这么说，我感觉，好像有什么事情在等着我去做，好像我必须去做些什么，好像我是注定为什么东西而生的。”哭完之后，我一下子轻松了许多——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人会比忠诚的保罗·波拉克更加懂我，即使他当时只是沉默地倾听。

接任珀茨尔担任精神病医院院长的奥托·考德斯（Otto Kauders）建议我，重新撰写《医生和心灵》的第三稿作为该书的终稿，并以此取得在大学执教的资格。这是对我来说唯一有意义的事了，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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