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读者写给我的信里，总是乐此不疲地谈论着我的书和文章带给他们的影响，我几乎每个星期都会收到这么一封信，其中经常出现的一句话是：“弗兰克尔医生，你的书改变了我的命运。”

二战结束不久，有一天我接到一名访客。艾丽告诉我，来者是一位名叫考瑟尔的工程师，“但绝对不是大家都知道的那个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考瑟尔。”

“请他进来。”

他进来后说：“我叫考瑟尔，不知您是否从报纸上听说过我。”

我当然听说过他——大家都认定那起妇女谋杀案是他干的，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他，直到后来发生的一个意外，让真正的凶手浮出水面。

“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工程师先生？”我问。

“什么都不必，我是专程来向您道谢的。在监狱里我都绝望了，没有人相信我是无辜的，后来有人给了我一本书，是您写的，就是这本书让我坚持了下来。”

“真的吗？”我问，“您认为自己是怎么做到的呢？”

他回答说，他应当是实现了“态度的价值”（Einstellungswerte）。他说得没错，我们可以看到，他是真正理解了意义治疗并运用到具体的情境中去，而意义治疗也确实对他有所帮助。

在亚洲的某个独裁国家，人民最后一次争取进行选举的努力失败，反对派候选人被送入监狱。这名候选人有一次在接受《新闻周刊》的采访，当记者问到他是如何支撑着熬过这段长达数年的监禁生活时，他回答说：“我的母亲给我送了一本书进去，是一位名叫维克多·弗兰克尔的奥地利心理学家写的，是这本书帮助我度过了这段艰难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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