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那些新的心理治疗体系的创建者，归根到底都是在处理自己的病史。问题仅在于，他的病史能否代表他所处时代的集体神经症，如若可以，他就能够以自己的痛苦造福他人，用自己所患之疾病使他人免受疾病之苦。

不过，所有这些并不仅限于集体神经症或者神经症本身，它还包括那些在痛苦中挣扎的人。

特拉维夫的阿德勒研究所（Alfred-Adler-Institut）所长曾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讲到一名非常年轻的以色列士兵，他在赎罪日战争中失去双腿，从此一蹶不振，甚至想要自杀，大家想尽各种办法也没能让他从抑郁中走出来。后来有一天，这名士兵突然充满活力地出现在大家面前，脸上笑容灿烂，像突然间换了个人似的。这位所长十分惊讶地问他：“发生什么事了？”这个小伙子微笑着递给她一本希伯来语版的《追寻生命的意义》，对她说道：“我无意中看了这本书。”这本书对他来说似乎更像是一本“治疗性读物”，而意义治疗也非常适合他的情况。

有时候我也会收到有类似遭遇的人写给我的信。一次，我收到的一封信里还夹着一页巨幅报纸，上面印有许多照片，写信人名叫杰瑞·朗，而那张报纸来自1980年4月6日的《特克萨卡纳每日公报》（Texarkana Gazette）。杰瑞·朗之前是一名潜水运动员，17岁那年在休斯顿出了训练事故，导致四肢瘫痪，仅能用含在嘴中的一根木棍敲击键盘打字，用自己的左肩操纵一台机器。就这样，他参加了距家几公里外的一所大学的远程视听课程，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成为一名心理学家。为什么呢？“我喜欢人们，想要帮助他们。”在他的信中他这样写道。至于为何要写信给我，他是这么说的：“我怀着极大的兴趣读了《追寻生命的意义》一书，与你和你的朋友们所遭受的苦难相比，我遇到的困难根本不值得一提，然而在阅读过程中，我却找到了我们之间的许多共同点。这本书我已经读过4遍了，每读一编仍会有新的领悟和感受。这一切只有同样处在困境中的人才能感受到，而你战胜了它们，这给了我极大的震撼……我曾活在痛苦之中，但是现在我明白了，不经历这些痛苦，是无法获得成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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