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狱前那几年，我成了上流社会的象征性人物，正是这个上流社会到头来带着十足的轻蔑，毫不留情地把我送入大牢。自从在牛津求学起，我就成了处处受欢迎的角色，不过只是花瓶。离开《妇女世界》之后，我就开始了辉煌的书籍和剧本写作生涯，成为英国名流们力求创造的艺术行列的中坚人物。对那些有眼睛看没有耳朵听的人来说，我的戏剧作品全是社会事件。在早年，我矢志以求的一个目标是把艺术带入生活中，通过戏剧，我发觉我可以把艺术和生活完美地结合起来。我本应该也把观众完美地结合进来，但我现在才明白，可惜已经晚了，唯余嗟叹。

我的作品从来没有在上等剧院上演过，比如独立剧院和新世纪剧院—若是能在这样的剧院上演，那对我来说该是多大享受—我是伦敦西区的标志，就如同塞沃依旅馆是该区的标志一样。当然我知道我的戏剧都是为了赚钱而写的涂鸦之作—不过是精致的涂鸦之作—一旦它们获得了成功，就立刻遭到我的抛弃：若有作品失败，我反倒视若珍宝，宣称它才真正表达了我的艺术声音。

我的首夜演出和上演本身一样，都经过精心策划：在国王大道的小剧院，年轻的男子们身上佩戴着绿色的康乃馨—那外甜内毒的花儿，象征着生命的凋敝；女人佩戴着百合花，这花使整个伦敦香气四溢。王子会来，整个上流社会会随之而来。只有批评家觉得不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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