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用西蒙兹[161]的话，我成了现代道德中的问题，尽管当时我觉得我就是这问题的答案。现在所有人都在说我的独特气质，因为，和往常一样，我选择了一个戏剧化的世纪把自己的性丑闻抖了出去。连德国人都对这个话题感起兴趣了。而且，发生在我身上的诸多奇事之中，最奇异的莫过于我将不会以艺术家而传名于后世，我会成为一个病例，一个心理研究对象，和俄南[162]、希罗底[163]齐名。爱德华·卡彭特[164]的那些比较有暗示性的章节里也可有我一席之地。我对卡彭特很了解，尽管他似乎不了解自己—他在某处写过，对罪的意识，显示了人类的弱点。但是我们的真正软弱要比这有趣得多：我们说某些活动是罪恶的，其目的正是为了更狂热地享受它。

这个问题—这也一直是现代思想中的问题—是命名的问题。比如我并未颠倒黑白，我只是尽情享受[165]。如果我是天王星人，我便是从天王星接受群星光辉的天空之中蹦出来的。因为我把男性的爱当作最至高无上的爱，哲学家把它作为最理想的爱，艺术家从男性的身体上能看到精神之美的轮廓。现代医学就如同中午时瞎叫的猫头鹰一样，在男性之爱的光芒中看花了眼，所以发明了新的术语来描述男性之爱—但是用“健康”和“病态”这样的说法对精神状态进行分类实在是差强人意。谁不愿意像列奥纳多[166]和温克尔曼[167]那样病态？谁又愿意像豪尔·凯恩[168]和卡舍尔·霍伊夫人[169]那样健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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