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流亡回国，携手献身“护法”

公元1916年4月27日凌晨5点，上海都市码头。轻烟样的晨雾还笼罩在黄浦江的江面上，远远望去，穿梭似的行驶着的轮船，显得模糊一片，只有一点一点的黑影子在移动。小火轮上的轮机声，随着晨风遥送过来。码头上的吊车，在“突突突”地吼叫，钢臂在淡淡的晨雾中晃动。随着一阵沉闷的叫声，一艘远洋客轮到岸了。旅客像流水般地走出客舱，步入码头。在这众多的旅客中，有商人打扮的一男一女，均身披风衣，头顶礼帽，眼戴墨色眼镜，手提黑皮箱，缓缓走上码头，与在码头接站的司机寒暄几句，便钻进车内，风驰电掣般地开往市里，绕了几个弯儿，进入法租界的环龙路63号（今南昌路59号）法文报馆二楼。

这一男一女不是别人，正是流亡日本的孙中山和宋庆龄。他们为什么化装回国，夜间上岸？这里还需把形势交代一下。

当时，全国革命形势大好，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新婚后的宋庆龄更加积极、深入地投入了第三次反袁斗争，也叫“三次革命”。除了上海革命党人炸毙袁世凯死党上海镇守使郑汝成外，孙中山还成功地发动了一系列反袁起义。有些起义虽然失败，但革命洪流锐不可当。这时袁世凯策划的各省区“国民代表大会”投票推他称帝的丑剧使他复辟帝制的野心毕露。孙中山认为袁已“势成骑虎”，“亡在旦夕”。在这种形势下，孙中山认为必须“先发制人”。于是他与国内外革命党人的函电往返极其频繁：催促筹募经费，捐输军饷，整理党务，组织中华革命军，创办陆军速成学校（在菲律宾）等。尤其在12月下旬，得知唐继尧、蔡锷在云南通电全国，发起护国运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消息后，孙中山更加快了革命步伐。他急如星火，连续致电马尼拉、旧金山、火奴鲁鲁、香港、上海等地的革命党人，嘱令加速筹款，并发表了《讨袁宣言》。于是在1916年上半年，孙中山领导华南和华东地区又掀起了讨袁起义的新高潮，与西南护国军互为犄角，给袁世凯政府以沉重的打击。袁终于在3 月22日被迫撤销帝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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