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1年到2002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中国现代作家丛书”已出了二十二种，素有口碑。如果不是因编辑之约，我不可能去写《金庸传》，虽然从小熟读金庸的武侠小说，但只是当作一种休闲娱乐，放松身心而已。《明报》因为隔得太远，我那时并不了解。对于武侠小说家的金庸，老实说，我的兴趣并不大。

十年前的盛夏，此书初版，金庸在杭州接受央视《新闻夜话》的专访，主持人将《北京日报》的一篇书评念给他听，称新版的《金庸传》说他“口才迟钝，作为老板他抠门，然后为人吝啬，狡诈、多计谋，商人似的斤斤计较，他身上有浓厚的大中国主义的情结，还有他对有权势的人是依附的”（其实这是书评的概括，书中没有这样简单地下结论，而是用材料说话）。他当场就不高兴地说：“我不推荐读，我不认识这个人，他也不认识我。”“不论什么，连篇谎话，我何必去看它？”

因为传主的不高兴，此书一问世即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一些争议，最大的争议是传主还活着，作者没有采访过传主。我的看法是，我写的是传记，不是报道，不一定要采访传主。传主是个公众人物，有大量的作品公开行世，有关他的记录、回忆、报道也不难搜集，只要我采用的材料是可信的，我下笔是客观、持平的，就无须理会传主的感受。我是以平视的眼光看待他，将他看作一个真实的人，是者是之，非者非之。由于掌握材料的有限，我对他生平的把握会有一些空白点，但传记本身就是可以剪裁、有所取舍的。我不曾与传主有过亲身接触，写作没有经过传主的同意，成稿后也没有给他看过，自始至终不受传主态度的任何影响。这是失，也是得，得至少多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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