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在香港的住宅是罗便臣道92号，位于半山之中，是一座陈旧而宽敞的三层楼洋房。这所房子原是陈炯明在广东失败后，在港避难时的住宅。我在武汉失败后，用月租银九十元赁居于此。到了“九一八”沈阳事变，李济深被释来港，也住在此处。他后来用两万元港币把这座房子买下，直至朝鲜战争发生，中共“抗美援朝”达最高潮时，才卖去捐充中共军费。

我在香港住下后，便有各种访客专程来访。最有趣的是张宗昌、孙传芳等也托人来表示说，他们二人的军队可说是我一手击败的，英雄识英雄，不打不相识，他二人很希望南下和我一晤。我恐南京方面借题发挥，说我勾结军阀，所以对他们的善意都婉辞谢绝了。嗣后陈炯明、沈鸿英也用同样方法求见，我也以同样理由婉拒了。

当时最为我抱不平的一位政治访客，却是青年党的领袖曾琦。但是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在“以党治国”的政策之下，政府严禁其他党派的活动，所以我对青年党的实际情况很是陌生，而和曾先生也属初次见面，不知其究竟为何而来。曾氏和我寒暄后，首先就把青年党的党纲和政策方针从公文包里取出，递给我看，同时批评孙中山先生“联俄容共”的非计。并谓，北伐的完成，多半靠我冒险犯难、杀敌制胜所收的果实，今蒋介石过河拆桥，实有违患难安乐与共之旨。这时我心境不佳，得曾氏温语慰勉，殊感欣快，所以第一次的谈话甚为融洽。孰知他第二次来见我时，情形就大大地不同了。原来他来的目的是想拉拢我加入青年党。他开门见山地说，我现在和国民党中央已闹翻，而青年党却正缺少军事人才，我何妨另起炉灶，加入青年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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