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唐德刚教授前些时告诉我，他在撰录胡适之先生口述历史之余，打算自写一篇“短序”。我听了一心想到我们时常在纽约十八层高楼高谈阔论，一谈就不知东方之既白的往事，就不禁暗忖，等着看他这序会怎么短法。果然在《传记文学》里见他下笔千里，把胡先生一生牵惹到了的无数问题与纠葛，几乎无所不谈，谈无不痛快。我正在连续欣赏，大过其瘾，还幸灾乐祸；不料突然收到他的来信，说现在真是没空，必须结束了，而刘绍唐先生急于要把他这已长达十余万言的“短序”出版成专书，他自己实在不能再为自己的“序”作序了，就只好来拉夫。这确实是晴天霹雳，使我不免有大祸临头之感。

大家都知道，从前蒋方震先生写了一册《欧洲文艺复兴史》，要梁启超先生作序，任公序文一写就是数万言，与原书一般长，结果“头”大不掉，不能印在书前，序文成了专书《清代学术概论》，独立出版，反而要蒋方震来为这“序”写了一序。这样看来，德刚这“序”既然是胡先生的口述自传招惹出来的，这“序”的序，本来应该请胡先生来写才算合史例，才能了却这件公案。但上海灵学会既已不存，那就只好牵着黄牛当马骑吧。好在多年以前，我曾经对胡先生说过：“你以前曾对梁任公说，晚清今文学运动对思想界影响很大，梁先生既然曾经躬与其役，应该有所记述。后来任公便写了《清代学术概论》那册书。现在我要说，五四时期的新文化、新思潮、新文学运动，对中国近代思想社会的影响，比今文学运动恐怕更大更深远，你也是躬亲其役的人，你也应该把这几十年来的思想潮流，作一番全盘的、彻底的、有系统的叙述、检讨和批判，写一册《五四时期思想学术概论》，才算适合大众和时代的需要。”胡先生听了直望了我一眼，笑着说：“你这话很对，现在一般人对这一时期的思想潮流，歪曲误解的很多。我将来也许要写些东西来澄清一下。不过你们年轻一代责任更大了，总结、检讨、批判还要你们来做。”后来他还要我代他找一些资料。不幸胡先生以后未能如愿写出这书来。现在德刚这篇“序”，也许可说正是胡先生心目中要年轻一代作出检讨批判的一部分。这样说来，唐“序”便有点像我所提议的那种“概论”的引子，而我这篇“序”的序，也就不是毫无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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