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唐德刚教授前些时告诉我,他在撰录胡适之先生口述历史之余,打算自写一篇“短序”。我听了一心想到我们时常在纽约十八层高楼高谈阔论,一谈就不知东方之既白的往事,就不禁暗忖,等着看他这序会怎么短法。果然在《传记文学》里见他下笔千里,把胡先生一生牵惹到了的无数问题与纠葛,几乎无所不谈,谈无不痛快。我正在连续欣赏,大过其瘾,还幸灾乐祸;不料突然收到他的来信,说现在真是没空,必须结束了,而刘绍唐先生急于要把他这已长达十余万言的“短序”出版成专书,他自己实在不能再为自己的“序”作序了,就只好来拉夫。这确实是晴天霹雳,使我不免有大祸临头之感。
大家都知道,从前蒋方震先生写了一册《欧洲文艺复兴史》,要梁启超先生作序,任公序文一写就是数万言,与原书一般长,结果“头”大不掉,不能印在书前,序文成了专书《清代学术概论》,独立出版,反而要蒋方震来为这“序”写了一序。这样看来,德刚这“序”既然是胡先生的口述自传招惹出来的,这“序”的序,本来应该请胡先生来写才算合史例,才能了却这件公案。但上海灵学会既已不存,那就只好牵着黄牛当马骑吧。好在多年以前,我曾经对胡先生说过:“你以前曾对梁任公说,晚清今文学运动对思想界影响很大,梁先生既然曾经躬与其役,应该有所记述。后来任公便写了《清代学术概论》那册书。现在我要说,五四时期的新文化、新思潮、新文学运动,对中国近代思想社会的影响,比今文学运动恐怕更大更深远,你也是躬亲其役的人,你也应该把这几十年来的思想潮流,作一番全盘的、彻底的、有系统的叙述、检讨和批判,写一册《五四时期思想学术概论》,才算适合大众和时代的需要。”胡先生听了直望了我一眼,笑着说:“你这话很对,现在一般人对这一时期的思想潮流,歪曲误解的很多。我将来也许要写些东西来澄清一下。不过你们年轻一代责任更大了,总结、检讨、批判还要你们来做。”后来他还要我代他找一些资料。不幸胡先生以后未能如愿写出这书来。现在德刚这篇“序”,也许可说正是胡先生心目中要年轻一代作出检讨批判的一部分。这样说来,唐“序”便有点像我所提议的那种“概论”的引子,而我这篇“序”的序,也就不是毫无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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