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小札之一

德刚按：1977年是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的六十周年，也可说是中国“新文学”和“新诗”的“花甲大庆”！

经过六十年的发展，“白话文运动”今日可以说是“天下大定”。在文学创作上，白话已完全替代了文言。“桐城谬种”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新诗”呢？我们就不敢那样肯定地说了。“新诗”虽然也有逐渐代替“旧诗”的趋势，但是她本身也是多愁多病，照样禁不起风吹雨打。

六十年前胡适已开始“尝试”做新诗了；六十年后这个“尝试”阶段显然并没有结束。相反的，当年“胡适之体”的新诗一出，阅读的人数往往在百万千万以上。可是今日的“新诗”似乎只有诗人们自己在沙龙之内，彼此欣赏，互相赞叹了。

照这样发展下去，则今后的诗人可能就逐渐变成“五四”时代的逊清遗老。他们拖着辫子，在紫禁城内三跪九叩，互叹忠贞，互拟谥法，自得其乐；皇城外面的世界，就和他们无关了。这种现象总归是不太健康的。

今年夏天笔者受刘绍唐先生之托，正拟把胡适之先生当年口述的遗稿稍加整理之时，忽然收到老朋友周策纵先生自得克萨斯州寄来的信和诗。策纵是今日海外研究五四运动最有成就的学者，也是适之先生的忘年之交。二十多年来我们有关胡适的讨论和通信也是屡断屡续的。这虽然是我们少数朋友间的私议，但是像周先生那样有深入研究的学者，虽是茶余酒后的闲谈，亦每有深入独到的见解。所以我连复两封信央请他对“胡适的诗”发表点“有系统的意见”。如此将有助于未来诗人在创作上寻找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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