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都说越接近胜利越艰苦，没说越接近胜利越苦闷；都说越接近黎明越黑暗，没说越接近黎明越疲倦。“意见领袖”总是这样，意见只说出一半。

抗战打到第八年，很多人累了，也急了。大后方的八年比后来在台湾的三十多年难挨，台湾后来有酒家歌厅，电影电视，后来有吃喝玩乐，旅行出国。抗战时期的后方只有煎熬，没处转移，没法麻醉。有些男人说，谁知道抗战哪一天胜利？到那一天，也许我早已战死了，炸死了，得猩红热得战争伤寒病死了，索性再结个婚吧，——虽然在老家有发妻。女的想，谁知道抗战到哪一天才胜利呢，也许在胜利之前，我已经被日本兵强奸了，管他呢，嫁给他！这就是出现了千万“抗战夫人”的心理背景。

我们那些同学，早慧的，早熟的，也都有了“性的觉醒”。我们可爱的小老弟陈培业告诉我一个生动的故事。他有了爱慕的对象，他俩参加演讲比赛，她得第一，他得第二，大家笑他们“天生一对”。他俩参加合唱团，他是男高音，她是女高音，大家笑他们“夫唱妇随”。这戏谑的言词好像在背后猛踢一脚，使他身不由己坠入爱河。在歌咏队里，发声之前，他有时全身发抖。从那时起，他常常梦见塔里的歌声。

那时，壁报上出现这样的诗：

在菡萏待放的季节

我离开了第二故乡

胸怀凌云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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