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宗皇帝，名煦，是神宗之子，在位十五年。

原文 诏详定役法。苏轼言于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敛民财，十室九空，敛聚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专力于农，而贪吏猾胥得缘为奸。此二害轻重盖略等矣。”光曰：“于君何如？”轼曰：“法相因则事易成，有渐则民不惊。三代之法，兵农为一。至秦始分为二。及唐中叶，尽变府兵为长征卒。自尔以来，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出谷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便之，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实大类此。公欲骤罢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罢长征而复民兵，盖未易也。”光不然之。轼又陈于政事堂，以为役法可雇不可差，第不当于雇役实费之外，多取民钱。若量入为出，不至多取则自足以利民，何必改法。

直解 宋初役法，佥民丁壮，轮流官府应役，叫做差役。及王安石变法，令民计丁出钱，征收在官，雇人应当，叫做免役。哲宗初即位，用司马光为相，凡熙宁新法不便于民的渐次更罢。至元佑元年闰二月，诏资政殿大学士韩维等详定役法所宜因革，中书舍人苏轼与司马光说：“差役、免役这两样法各有利有害，皆不能无弊。免役之害在于敛财太重，以至十室九空，财聚于官，而民间匮乏，有钱荒之患。差役之害，在于羁民在官，常用供役，不得专力务农，更兼贪官猾吏，因缘为奸，抑勒剥削，困辱卖放，无所不至。这两者之害，轻重略同，所宜审择便宜以为行止也。”光问说：“于君之意当何如？”轼答说：“大凡立法，因旧而为之，则事势便而易成，以渐而改之，则民情安而不惊。且如三代之法，不分兵农，无事则散而为农，有事则起而为兵，兵无坐食之患，农无养兵之费。岂不是善制。至秦并天下，始分兵农为二。历两汉、魏晋、六朝皆遵行之。至唐太宗乃立府兵之法，以仿古者寓兵于农之意。然行之未久，府兵废坏。比及玄宗时复募民为兵，叫做长征卒，仍用秦法。自此以来，民不习兵革战斗之事，兵亦不知稼穑耕获之事。然农得一意耕作，出谷帛以养兵。兵得一意战守，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亦以为便，虽三代圣人复起不能改也。今免役之法，乡户人出了钱，得一意于耕作，官府有钱雇役，也不缺人差使，正与兵制相类。公欲骤然罢免役，而行差役，正如要罢长征而复民兵，反致惊扰而无益于事，盖未易也。”司马光不以其言为然。轼又诣宰相政事堂言之，说：“雇役便民，不必更改，但不当于实费之外多取民财，民所不便，只是这一节耳。若严为禁令，使有司量入为出，不许于实费外多取分毫，则民力易供，自不至于十室九空，无钱荒之患矣。何必纷纷改法为也。”大抵法无古今，要在因时宜民而已。时势既改，民所不宜，虽圣王之法，安得不变；果合时宜，顺民情，虽非贤圣所立，然其法不可改也。王安石轻变宋朝祖宗之法，纷纷为百姓患苦，如青苗、方田等法，诚当急罢之以利民矣。至于免役、保甲之类，却又民之所便，岂可概以其人而废之哉！苏轼之言，可为议法之准，保治者所当深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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