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都憎恶“逻辑的必要”那个名词,因为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世事之中无所谓逻辑的必要。中国人对于逻辑的不信任,起点于不信任字眼,进而惧怕界说,最后则对一切系说、一切假说表示天性的憎恨。因为使哲学派成为可能者,都是字眼、界说和系说的罪恶。哲学的腐化起于对字眼的偏见。中国作家龚定庵说,圣人不说话,有能为的人才说话,愚人才会做辩论——其实龚氏本人就是一个最好做辩论的人,但他仍说这句话。
因为这就是哲学的悲惨经过:即哲学家不幸都是好说话的人,而不是肯守缄默的人。所有的哲学家都喜欢听他自己的语声。即如老子,他虽是第一个指点给我们知道“大块”是无言的,但他自己在出函谷关去隐居深山、乐享余年之前,仍免不了听从人劝,遗留下传诸后世的五千言。尤其足以代表这类天才哲学言谈家的就是孔子游遍“七十二国”以说诸国之君;又如苏格拉底,他在雅典的街上走来走去,遇到走路的人即叫住他,问他几句话,以便他自己可以发生聪明的意见给自己听。所以“圣人不多言”这句话乃是相对的说法。不过圣人和才子之间仍有一种区别,因为圣人谈到生活都是以亲身的阅历为中心,才子则只知道研究解释圣人的说话,而笨人更是只知道将才子的说话咬文嚼字地辩论。在希腊的修辞学家当中,我们可以看见这种专以咬文嚼字为尚的纯粹谈论家。哲学本是一种对智慧的爱好,已变成了对字句的爱好,等到修辞学的风尚渐渐滋长,哲学便和生活越离越远了。等到后来,哲学家竟专顾多用字眼,多用长的句子;短短的警语多变成了长句,句子变成了论据,论据变成了专书,专书变成了长篇大论,长篇大论变成了语言学的研究;他们需要更多的字眼以定所用字眼的界说,并将它们归类,他们需要更多的派别以区别和隔离已经设立的派别。这个程序接连不断地进行着,直到对于生活的直接切己的感觉或知悉完全丧失,致使外行竟敢于诘问:“你在那里说些什么?”同时,在后来的思想历史中,少数几个对生活本身感觉到直接撞击的独立思想家——如歌德、萨缪尔·约翰逊、爱默生、威廉·詹姆斯——都拒绝在谈论家的胡言乱语中发言,并始终极固执地反对归类的精神。因为他们是聪明的,他们替我们维持着哲学的真意义,就是生活的智慧。在许多情形中,他们都抛弃了论据,回向警语。一个人在丧失了说出警语的能力时,方去写长篇;而他在论证之中依旧不能明白发表他的意思时,方去著作一本专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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