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夏，金克木先生发表一篇文章，从美国女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名著《菊与刀》谈到比较文化和比较哲学。文章写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德日败局已定，美国亟须制定战后对德、日的政策。对德国，政策很明确，即武装占领，直接管制。对日本，当时有两大问题需要研究：第一，日本政府会不会投降？盟军是否要进攻日本本土而采用对付德国的办法？第二，假若日本投降，美国是否应当利用日本政府机构以至保存天皇？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美国政府动员各方面的专家、学者研究日本，本尼迪克特这本书就是受美国政府委托（1944年）研究的结果。她根据文化模式理论，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把战时在美国被拘禁的日本人①作为调查对象，同时大量参阅书刊和日本文学及电影，写成报告②。报告中推断出的结论是：日本政府会投降；美国不能直接统治日本；要保存并利用日本的原有行政机构。因为日本跟德国不同，不能用对付德国的办法对付日本。战争结束，美国的决策同这位文化人类学家的意见一致，事实发展同她的预料和建议一样。③

1946年，本尼迪克特把这份报告整理成书出版，立刻在日本引起强烈反响。1949年初被译成日文，1949年至1951年，日本几家杂志约请专家举行座谈，对此书进行评论，有的还出版了特集。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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