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周公摄政一共七年。头三年平息叛乱，第四年封建诸侯，第五年营建成周，第六年制礼作乐，第七年还政成王。礼乐制度，是他最后的作品。

可惜没人知道周公怎么想。

何况奠基中华的，也不止他一个人。

但做一个盘点，是可以的。

何况线索也很清晰，起点则在忧患意识。也就是说，正因为忧患“天命无常”而“不易为王”，这才有了“君权天授”。然而就连周人自己也认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他们的领导权和代表权，名为“天授”，实为“民授”。这就必须“以人为本”，也就有了“人本精神”。[7]

而且，这种精神还可以也应该这样表述——

天人合一归于人。

当然，得补充一句：是群体的、家国的、伦理的人。

群体至上，就只能“以德治国”。何况我们民族国家的建立，并没有经过“炸毁氏族组织”的革命，反倒直接从氏族和部落过渡而来。夏商周，都如此。周人建立的国家联盟，更是家国一体的家天下。基础，是井田制的小农经济；纽带，是宗法制的血缘关系。对于这样的群体，德与礼，显然比法律和宗教更合适，也更管用。

德治的结果是人治，以德治国也必然变成圣人治国。这倒是相当契合人本精神。于是有了“一个中心”，这就是德治；也有了“两个基本点”，这就是礼和乐。礼乐是“行得通的力量”，圣人是“看得见的榜样”。以圣人代神祇，以礼乐代宗教，势必将人们的目光引向世俗社会，引向一个个可以落到实处的道德规范。忠不忠，看行动。“现实精神”产生了，它可以也应该这样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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