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7世纪中叶起，在中国大地发生了一起由耶稣会内部的争论，后发展为修会（天主教的修士、修女组织，一般须经罗马教皇批准后成立）之间的争端，进而演变成清帝和罗马教廷之间的争执，历时100年（1643-1742年），史称“礼仪之争”。

明末清初，自利玛窦之后，西方的传教士们都遵从“利玛窦规矩”——以学术作为在中国立足的方法，用西方的科学技术、新奇的工艺制品和美术作品引起清朝知识分子直至皇帝等统治阶层人物的好感，尊重并适应中国的风俗习惯，在天主教教义和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之间寻找共同点，以“合儒”和“补儒”的策略，达到西方教会在中国传教的目的。这种方式在明末清初得到了中国封建统治者的默认，天主教在华的教区也慢慢扩大起来。利玛窦死后，他的继承人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就对他的传教方式提出了质疑。西方教会在中国教区的扩大，使具有不同国家背景的、不同派别的教会纷纷来华，而这些教会为了扩大各自在华的势力，相互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罗马教皇也对中国天主教传教区加强了控制，教廷也越来越多地插手这一大教区的教务。此时的欧洲，宗教改革正在进行，所以对中国的礼仪与基督教教规不相容的地方比较敏感。后来修会为了加强自己在华的势力，取得教廷的支持，乘机对利玛窦开创的耶稣会所奉行的“利玛窦规矩”进行了全方位的攻击；这其中既有教义教规理解上的偏差，也有各修会间相互争斗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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