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组织的社会”把“整体”的安全放在所有考虑的前面，而智力或精力非凡的个人却认为世界迄今的发展无一不依靠个人努力，而非依靠集体的奋争（说白了就是不相信所有变革），因此个人的权利要比集体的权利重要得多，争取宽容的斗争，正是这两派自古以来冲突的一部分。

我们如果同意这个前提是正确的，那么一个国家的宽容程度便与大多数居民享有的个性自由程度成正比。

往昔岁月里，有时会出现一位非常难得的开明统治者，他对臣子们说：“我坚信‘待人宽则人亦待己宽’的原则。我希望所有可爱的臣民们都对他人施以宽容，不然就会自食其果。”

在这种情况下，性急的臣民们就急忙贮存官方徽章，上面刻有几个壮丽的字样：“宽容第一”。

但是，这个突然的转变是出于对国王的绞刑吏的惧怕而作出的，因此难以持续长久。国王只有在恫吓的同时再建立起一整套逐级教育的明智体系，把它当做每天的政治活动，才能取得硕果。

16世纪后半期，这种幸运的环境在荷兰共和国出现了。

首先，这个国家有数千个半自给自足的城镇和乡村。其中的居民大部分都是渔夫、水手和商人。这3种人都习惯于一定程度的行动自由，职业的性质迫使他们作决定时要迅猛果断，依据自己的利弊，判断出工作中的机遇。

我绝不是说，他们比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更聪明或者心胸更宽阔。但是艰苦的工作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干劲使他们成为整个北欧和西欧的粮食和鱼类的搬运工。他们知道，天主教徒的钱和新教徒的钱一样好用，他们喜欢现金交易的土耳其人，讨厌要赊账6个月的长老会教徒。于是，荷兰成为进行宽容试验的理想国度，不仅如此，每个人都能各得其所，更重要的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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