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的新德意志对未来自己在欧洲扮演的角色满怀深深的未知，而德意志人也对自己的新身份充满困惑。包括法国割让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两地的新德意志范围内有4100万居民，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把自己称为德国人，他们仍旧满怀地方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自豪感，把自己称为巴伐利亚人、普鲁士人、巴登人、萨克森人，不一而足。北海和波罗的海的港口居民仍以汉萨人自居，意指曾经垄断航线和商业的强大商业联盟——北德汉萨同盟在中世纪的辉煌。这些自我身份定义的潜台词能让那些使用它们的人们与一般意义上的德意志民族身份、与俾斯麦和柏林的统治划清界限。不过，就连俾斯麦和他亲手推上皇位的帝国皇帝也更愿意称自己为普鲁士人，条件允许的话，乃至早已消失在历史尘埃里的勃兰登堡人。俾斯麦偶尔会把自己唤作普鲁士国王的“勃兰登堡侯国臣民”；他偶尔也会强调他的祖先早在1416年霍亨索伦王朝从纽伦堡迁入勃兰登堡之前就在这里的旧马尔克公社占有土地。

德意志联邦主义情结不仅曾经是，而且如今也是德意志人由来已久地渴望与政治中心、与波恩或柏林、与“德国人”的身份保持差别的最实际的宪法表达形式。人们一直埋怨俾斯麦新德意志的原因之一，在于这个国家搞的是中央集权制，而联邦制只是顺便用简单的宪法语言粉饰了一下——“德意志帝国是德意志诸邦国和自由市的共同体”。普鲁士在经济、工业、财政、行政和军队等领域都占主宰地位——实际上，德意志三分之二的疆域、五分之三的人口都归普鲁士统治。先通过柏林威廉大街的普鲁士政府机构进行决策，再提交帝国各部门参阅，随后法案得以确立，政策得以推行。而且，在官方文件中，那些掌管帝国各部门的国务秘书们在地位上显然不及那些“冠以阁下头衔”的普鲁士大臣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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