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意彻底排斥爱国主义观念。我知道它存在,并且还知道它在当前的争端中起到了相当的作用。但是我敢断言,一场伟大持久的战争决不能仅仅靠这个原则来支撑,还必须有对于利益或回报的预期。
乔治·华盛顿写给约翰·巴尼斯特的信,1778年4月21日
“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1776年《独立宣言》宣称,“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的确是鼓舞人心的宣言,但它既不能反映殖民时期美国的真实状况,也和独立后的美国国家发展没有太多关联。不过,美国作为一个国家,一旦清晰地表达了这一理念,就和奥马尔·海亚姆(Omar Khayyam)在《鲁拜集》(The Rubáiyát)中所说的一样,手动自然“字成,任你如何至诚、如何机智,都难叫他收回成命消去半行,任你眼泪流完也难洗掉一字”。这样雄心壮志的言辞,一旦被付之于纸面之上,就不可能再被收回。
在起草《独立宣言》之时,美国的国父们坚信他们仅仅在为脱离英国的决定进行辩护。但事实上,他们创制了一份充满梦想的宣言。在宣言中,他们向这个国家的子孙后代做出承诺,要将殖民者曾经信仰却从未实现的理想变成现实。在建国之初,美国就面临一个悖论:奴隶主宣扬着自由,而这种悖论至今仍在美国的土地上游荡。同时,从美国由殖民地变成国家的那一刻起,它就背负起“将原则付诸实践”这样一个自我强加的命令,并在此基础上谋求发展。“人人生而平等”的言辞就像国王宴会中班柯的鬼魂一样挥之不去。与此同时,“不言而喻的真理”这样的断言还伴其左右,总是不合时宜地跳出来,撼动着白人共和派的牢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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