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政儒道愚君政策，于元平之间，和平演变不战而胜。《改革与新思维》[32]型罪己诏大累竹木，或许颇能酬报殉道醇儒百年呐喊。然则天不佑德，周公不出，“张少帅投奔革命、马‘总统’皈依民主”，其显效乃在平庸化、猥琐化，小人儒之惟富贵是尚，莫盛于今。反觉《盐铁论》时代之壁垒分明、各从其道磊落可爱，“与佛朗哥斗争时代生活多愉快”[33]。

大道既定，所争仅在君子儒小人儒、真周公伪周公而已，未免乏味。独夫虽去，贤人未必能出，所出者乃在善用文宣而以贤人自任者。自眭孟以大儒成仁，唱“任贤”“让国”者数，而天位终属外戚。虽然，巨公究系王道干城，身负董子、诸生救民行仁之望，其败之速竟如暴秦，所殉者何止渐台死党数千。儒学“天真时代”，一去不返。

“周政原教旨主义”与“秦政原教旨主义”同归于尽，于是南阳绅士之政权、汝颍（汉魏之苏杭）名士之清议，相率弃“制度决定论”之“致命的自负”，归于抱残求庸之“人事决定论”。儒学自孔子“贵族立宪主义”、孟子“民主启蒙主义”、秦汉“人民反法西斯统战教会”，流于其逻辑终点——狄更斯式温情主义“在人不在法”“争舆论不争制度”。温公羡艳者，即伊拉斯谟、胡适及一切文人最珍贵梦想——“教育改进社会”“舆论领导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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