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仅仅三岁的男孩被他的亲父遗弃在一所“国立”医院里——因为那男孩患了白血病，而他的亲人们首先是对他负有抚养之法律责任的父亲，再也没有经济能力为他提供医疗费用了。按照院方的说法，要维持那孩子的生命，每天至少需要三百元的医疗费。而要保住那孩子的生命，则必须进行骨髓移植，那又至少需要三十万元。

孩子的父亲是一个农民。我们都知道的——在中国，一户普通农民是决然承担不起那么高额的医疗费的。除非那孩子有十个身强体健的亲人，每个亲人都甘愿为他每月卖一次血，那么十年以后，才能够攒足三十万元。但是，十年中每天三百多元的医疗费又从何而来呢？那得需要一个农户人家的孩子有多少甘愿为他轮番献血的亲人呢？

事实也确乎是，那父亲已然倾家荡产束手无策了。连负责寻找到他的调查人员，都不禁对着电视台摄像机说：“虽然他的做法是应该受到谴责的，但面对他的家庭的实际情况，我却开始有些同情他了。”

见诸媒体的类似的事情，在中国已经发生得不少了。可以预见，以后还会渐多起来。

我认为，此类事情首先并不仅仅是什么亲情伦理性质的现象，而更是明明白白的社会问题，所以，仅仅做出亲情伦理方面的谴责是不够的。

电视台还在报道中采访了一位院方的代言人，一个表情严肃得接近严峻的男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似乎是一位团委书记。他口中说出了这样的话：“这算什么事？难道要通过这一种方法来要挟社会吗？”我极不赞成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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