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从世界文化任何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中华民族实在是个“爱好文学的民族”（a nation of literature lovers）。在19世纪以前，我们用汉文、汉语保留下的文学作品与文学史料，实非其他任何语言所可望其项背。

古人说“六经皆史”，但是在一个学现代比较史学的人看来，我们传统中国，官私作品，实在是“百史皆文”。写历史、写函札、写公私文告，首先注重的便是修辞和文藻。上法堂打官司、到朝廷告御状，往往只要你文字铿锵，官司也就打赢了一半。

这种风气滥觞的结果，往往就以辞害义，在叙事的精确性上和在论理的逻辑性上，都受了影响。汽车两三辆，朋友七八人，讲起来多么顺口、好听、有文学情调，管他是两辆还是三辆、七个人还是八个人呢！

因此做“马虎先生”也是我们生活方式中的“本土性”之一种吧。

子曰：“必也正名乎！”我们要谈华裔海外作家的“本土性”，先得给“本土性”下个明确的定义。

“本土性”的定义

在这世界上，每一个特殊民族，都有其与众不同的特殊文化传统和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以及由这个特殊传统、特殊生活方式所孕育出来的特有的民族心态——这一特殊民族心态，就是所谓“本土性”。这在英文词汇里通俗地说来，中国人的本土性则是the Chineseness of the Chinese，没有中国“本土性”的中国人，在70年代美国少数民族运动中，往往被激烈分子诅咒成“外黄内白的‘香蕉’（banana）”。其实，近百年来的北美洲，乃至今后一百年的北美洲，也不会有百分之百的“香蕉”——既然“外黄”，内心亦不可能“全白”。话说到底，纵是“全白”，也并不是什么“坏事”，因为“全黄”也不代表什么“好事”。Chineseness不是个道德名词，它只代表一种“民族心理状态”（ethnic-mentality），而这个状态，也是或多或少永远地流动着，它不是一成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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