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虽然提出了“用小说更新国民性”的思路，他本人却没有太多的小说家天赋。他尝试着写过几篇政治小说，但都不太成功。

梁启超的性格特点是不甘寂寞、兴趣多变，在提出“新民说”这个命题后不久，他的个人兴趣又转到一系列政治活动上。唤醒民众这件事，被他搁到了一边。

真正贯彻梁启超的“小说救国”思路的，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下一代知识分子。

从某些方面看，鲁迅是一个“抄袭者”，他对中国人劣根性的总结，几乎是完全“照抄”梁启超。鲁迅对“看客”的批判，显然袭自梁启超对“旁观者”的批评：“天下最可厌、可憎、可鄙之人，莫过于旁观者，如立于东岸西岸之火灾，而望其红光以为乐……”鲁迅所写的“铁屋子”，也与梁启超描写的“暗室”异曲同工：“彼昔时之民贼……虑其子弟伙伴之盗其物也，于是一一桎梏之拘挛之或闭之于暗室焉。一旦有外盗焉，嗒然坏其门入其室……虽欲救之其奈桎梏拘挛而不能行。”至于鲁迅批评中国人一盘散沙、“想做奴隶而不得”、愚昧退缩等，更是早见于梁启超的言论当中。

这不是鲁迅的特例，而是梁启超之后历代国民性批判者的共同命运：梁启超对国民性的总结相当全面，在梁启超之后，孙中山、毛泽东、蒋介石、胡适、鲁迅、陈独秀等人关于国民性的评论很少能跳出梁氏的范围。甚至柏杨的酱缸论，也可以说是源于梁启超的这句话：“橘在江南为橘，过江北则为枳。夫孰意彼中最高尚醇美、利群进俗之学说，一入中国，遂被其伟大之同化力汨没而去也……举凡世界之善良制度，一到中国，无不百弊丛生，徒供私人之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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