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家族》是我创作的九部长篇中的一部，但它绝对是我的最有影响力的作品，因为迄今为止，很多人在提到莫言的时候，往往代之以"《红高粱家族》的作者。这部小说的第一部《红高粱》完成于1984年的冬天，当时我还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最初的灵感产生带有一些偶然。那是在一次文学创作讨论会上，一些老作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有二十八年都是在战争中度过。老一辈作家亲身经历过战争，拥有很多的素材，但他们已经没有精力创作了，因为他们最好的青春年华耽搁在"文革"当中；而年轻一代有精力却没有亲身体验，那么他们该怎样通过文学来更好地反映战争反映历史呢？

当时我就站起来说："我们可以通过别的方式来弥补这个缺。没有听过放枪放炮但我听过放鞭炮；没有见过杀人但我见过杀猪甚至亲手杀过鸡；没有亲手跟鬼子拼过刺刀但我在电影上见。因为小说家的创作不是要复制历史，那是历史学家的任。小说家写战争——人类历史进程中这一愚昧现象，他所要表现的是战争对人的灵魂扭曲或者人性在战争中的变。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便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也可以写战。"

我发言以后，当场就有人嗤之以。事后更有人说我狂妄无知，说我是"小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说我是碟子里扎猛子不知道深。在我的创作生涯中，有好几次我都把自己逼到悬崖。为了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我必须马上动笔，写一部战争小。但在落笔之前，很是费了一番斟。我发现"文革"前大量的小说实际上都是写战争的，但当时的小说追求的是再现战争过。一部小说，常常是从战前动员开始写到战役的胜利，作者注重的是战争过程，而且衡量小说成功与否的标准通常是是否逼真地再现了战争的过。新一代的作家如果再这样写绝对写不过经历过战争的老作家，即便写得与老作家同样好也没有意。我认为，战争无非是作家写作时借用的一个环境，利用这个环境来表现人在特定条件下感情所发生的变。譬如前苏联的著名电影《第四十一》，写了一个苦大仇深的红军女战士，在亲手击毙了四十个白匪军之后，担任了一次押送俘虏的任。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部队被打散，她与一个英俊漂亮、很有艺术修养的白匪军官流落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上，天长日久，两个人产生了感情，开始同居，各自都把自己的阶级身份忘记。突然有一天，来了一条白匪的大船，那个白匪军官向着大船扑去，红军女战士的阶级性也突然苏醒了，操起步枪，将白匪军官、也是她的情人，打死在海滩。这样的事情在生活中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作家营造了这样一个环境，把人物放进去进行试。这就是所谓的"人类灵魂实验室。这样的观念、这样的写法今天看来比较合乎文学创作规律，但在80年代初期，在经历了长期左的思想禁锢后，还是被很多人质疑和不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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