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日，偶被一个经常召开这样那样会议的地方通知去参加一次座谈会，也可以说是“恳谈会”。目前“谈”而不“恳”的会很多，很流行；“座”而不“做”的会也很多，也很流行；故强调是“恳谈会”，以示区别。

有位年长的知识分子悒然郁然慨慨然地痛陈时弊。

主持会议的人问：“那么该怎样是好呢？”

答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的知识分子应积极的参政议政！”

于是知识分子们纷纷颔首不已，除了最年轻的一个我而外。当时我这个写小说的人，很没把握觉得自己便是一个知识分子了……

“你怎么看？”——有人问我。

我说：“我做的事很普通，很微不足道。我被抬举地叫做‘文化人’。被叫做的根据是我仍写着小说。所以我要继续把小说这行当好好做下去。否则，连‘文化人’也不配再是了。更遑论是什么‘知识分子’了。而我这个‘文化人’，是从来没想过从‘政权’这么重大的方面对国家有所奉献的。自思绝对没有这个能力。所以除了写小说，倘还自认为可做些有益于社会的事，那也不过就是——周围同事闹意见了，我帮着调解调解；左邻右舍产生矛盾了，我说和说和；单位领导和群众在某件事的主张上不一致了，我起点儿沟通作用；朋友们有困难了，充当个热心的角色；谁家里遭遇不幸，送去点儿安慰和友情；两口子闹离婚，劝他们慎重考虑考虑……如此而已，仅此而已。还要尽到为人夫为人父为人子为人兄弟的种种家庭责任，实在已是觉着活得很累了，再不敢往自己身上揽扯什么使命了。强揽硬扯到身上，也是根本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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