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外省人？"白头发的陈教授问我，我不经心地点点头，却也感觉到他表情的复杂。

离开台湾之后，三十几年不曾回去探过亲。对于我这么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新留学生，他一方面想特别地关照，因为我也是中国人，一方面，又有着排解不开的憎恨——我是个外省人。而做了一世异乡人的他，忘不了二二八事件的回忆。

他的伤痛与仇恨，很深。我对二二八的无知，也很彻底。

一九三九年，一万五千个波兰人在俄国兵士的枪口下被推进一节一节发臭的火车，开往荒野中的劳工营。忧心盼望的妻子儿女在半年之中还收到几封来信。到了第二年的五月，突然音讯杳然。两年之后，德国人在卡定河边的森林里挖出四千三百廿一具尸体，这些波兰人的尸体。

俄国政府说这些人是德国人杀的，但提不出任何证据。波兰的老百姓却斩钉截铁地认为，毫无疑问，是俄国人干的。但是波兰，身为苏联的附属国，是不敢说话的。他们的政府不允许历史学者去研究这段大屠杀的公案。也没有人敢问：那没有尸体的一万个人又遭到了什么结局？

历史，不分中外，都是政权的工具。六十年代的赫鲁晓夫曾经对当时的波兰领袖哥穆尔卡建议：设立一个特别调查团，由俄国与波兰的历史学者组成，共同去发掘卡定河的冤案。哥穆尔卡却推诿了。为什么？哥穆尔卡本身的政治力量依靠当时波兰人的爱国情绪，对俄国人越恨，爱国情绪就煽得越热，对他的政权就越有利。解开了卡定河的历史公案，很可能也就淡化了波兰人的恨俄情绪，对他个人的政治策略有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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