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会结束后，已到了下班的时间，别的人都纷纷回家，黄福瑞却返到办公室，关起门来一个人望壁独坐。

他觉得心里很乱，说不清是高兴，是难受，是激动，还是焦虑。好像都是，又好像都不是。今天下午的事，来得太突然，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需要静下来好好地想一想。

“太城该发生惊人的大事件才好。”最近两三年黄福瑞一直有这个想法。这是没有法子的想法，是听天由命又希望能开善目的一种想法。刚当上县长那两年，他可不像现在这样悲观。当时他很自信，雄心勃勃地想干一番事业。为了实现自己的夙愿，他历尽艰辛，又是深入调查研究，义是东跑西颠地考察项目，又是上下左右找支持，拉资金，整天忙得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可是结果事与愿违。他的助手及其一帮人，跟他想的完全不是一码事。他们利用工作谋私利，送人情，拉关系，找靠山，营造个人的势力范围。企业一个个建成了，窟窿也一个个拉下了。他们既发了财，又扩充了势力，又交了一大批上下左右的朋友，为他们说话，给他们撑腰，一个个红光满面，活得好滋润。却把那一个沉似一个的包袱，甩过来让他背着。他生气，发脾气。他们当着他的面，点头哈腰，陪着笑脸，只说是是是。一背过他，根本不理他那一套，该干什么还于什么，好酒照喝，麻将照搓。开始只限于企业，后来别的部门也是如此了。他叫干的事，他们愿干，当然都能干成，如果他们不愿干，就是这困难那问题，反正到末了也干不成。他堂堂一个县长，那里受得了这份子气，因此决定换干部。但是他推荐的人，一考察全是一大堆问题，没有一个够条件的。他认为不称职的干部，便是一点儿毛病也考察不出来。他作为县委的一个副书记，在人事问题上又没有拍板定局势的权力，弄得他只能干生气，一点脾气也役有了。记得让他当副县长那阵子，他死活不想当，因为他祖宗八代都是为民的，他从骨血里一点官欲都没有，他只想自己学的知识在工厂里干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可他这个时候，真想当那个县委书记。加之，全区跟他一起当县长的几个人都已当了书记，唯独他没有当，就好像他不行，他犯了什么错误似的。但地区不让他当。不当就不当吧，他把希望寄托给新来的书记。按说，先后新来的那三个书记，都不是稀泥软蛋，都是有魄力，有心计，有能力的人。他看得出来，他们都有改变太城局势的决心。然而，他们几乎都还没有干出什么来，就都匆匆地下台了。这使他认识到，即便让他当了书记，也不一定能怎么着。或许反而招来大祸，落个不明不白的免职也保不准。他因此害怕了，因此改变了策略，学着世故一些，圆滑一些，不再叫真，不再得罪谁，想着快一点离开太城，争取在地区有个适当的安排，面子上过得去，后半生有个依靠的单位就行了。想是这样想定了，憋在肚子里的那股子气，还是时不时地在攻他那做人的尊严。有时他憋不住，想跑到上面去告状，硬是被老婆孩子拉住劝住。他们说，你告人家有什么凭证？没有凭证，不是诬告？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想也是，自己确实不掌握他们的证据。他相信，如果不是他们伙里人站出来，即便上面信任他，派人来查，也绝对查不出任何证据来。这个已经有验证了。过去也有人告过，上面也派人来查过，末了非但没有查出他们什么，反而查证出了告状人的问题，其中还有一个人了狱。他毕竟是年过五十的人了，不愿去冒那个险。过去他看历史书和历史戏剧，见几个奸臣当道的时候，那么多的忠臣硬是束手无策地被奸臣们一个个杀掉，总觉得那些忠臣们太窝囊，太无能。现在他才理解那是怎么回事了。所以，他常常无可奈何地空想，希望有惊人的大事件发生，比如来一场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运动，把那些坑害人民群众的恶鬼们统统押上历史的审判台，痛痛快快来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彻底革命。或者，来一场瘟疫，专染那些吸血鬼，让太城死上几十人，几百人。那么，今天下午发生在广场上的事，究竟算是怎么一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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