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贵清死得很惨，脑浆四溅。

这起暴力袭警案件就发生在全市政法工作会议召开的当天晚上：1987年12月11日8点40分。

第二天，当一夜未眠的公安局长魏成稍晚些时候步入会议大厅时，所有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射到他身上，正在台上讲话的市委政法委书记赵永年甚至不由自主、有意识地停住了讲话，会场出现了片刻的死寂。

一夜，只一夜，人们发现经历过战争年月的老局长就像一颗繁茂的大树突遭雷击了一般迅速衰败且极度憔悴了。

魏成58岁年纪，和宋长忠同岁，比孙贵清小一岁，他们是一起脱了军装换了警装来到古城公安局的。那时候，古城公安局在唐河南岸，是日伪时期遗留下来的一座二层小楼，也是国民党警察署的旧地。70年代初，和市局紧邻的看守所起了一场大火，市政府在决定迁移看守所的同时，也将公安局从河岸迁到了市中心，和市府建在同一条街上，古华街。二十多年了，他这个公安局长只差两年就可以光荣卸任了。如今，看来是“光荣”不了了，他真的有如坐在火山口上，他简直无法预料潜在地心深处的岩浆会在突然的什么时候再次爆发。

魏成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穿过如锯的目光坐在自己的位子上的。也不知那个会议是怎么就转到讨论这两起暴力袭警案件上的。他沉在对这两起案件的深深思考和自责中。宋长忠一案发生后，由于枪在，人没死，所以从上到下，从下到上给予重视的程度都不够，虽也都在全力开展侦破工作，但成效不大，甚至他自己也有侥幸的想法，希望宋长忠醒来能提供有价值的线索，从思想理念上来讲，似乎更愿意它是一起偶然的，流窜犯临时起意造成的案件，而面对两个警察的一死一伤，他的内心感到万分的惨痛和懊悔。如果宋长忠的案子及时侦破了，或许就能避免孙贵清的死，避免那支五四式手枪被抢。其实他以为那些铁器，砖头并不仅仅是砸在宋长忠、孙贵清的头上，那实际上是对他的棒喝，不能再有下一次了!就在这时，他听见了他不愿听见的一种声音：“现在看来，犯罪分子是奔警察身上的枪来的，谁知道犯罪分子抢完这一支还抢不抢下一支?这些枪一旦到了亡命徒的手里还不整得天下大乱，所以，应该赶快把警察手里的枪全部收回来。”魏成身上的血一下子就涌上脑袋，脸涨的通红，呼吸也有些困难。这时，又有人附合说道：“当前社会上还存在一些不安定的因素，有那么一小撮阶级敌人反党反人民、仇视社会、对政府不满，古城市历史上就发生过特大流氓团伙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案件嘛。18号市委四届五次全会就要召开了，在这之前，谁能保证不再有类似案件发生?为保险起见，把民警手中的枪暂时收回，这个提议我看不是不可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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