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周汝昌先生《红楼家世》有感

研究曹雪芹的祖籍有没有意义？我以为，如果单只是就祖籍论祖籍，纵然写出大部头宏著，论定曹雪芹祖上就是某地籍贯，打个比方，也就好比是拉个满弓，显示超人的气力，属于杂技性的表演罢了。周汝昌先生对曹雪芹祖籍的研究，却好比是立了明确的鹄的，满弓拉起，飞箭出弦，直逼鹄心，这里面当然含有高超的技艺，但不仅仅是技艺的展现，更重要的

，是体现出一种执著的文化探求精神。黑龙江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１月推出的周先生的《红楼家世》一书，副题是“曹雪芹氏族文化史观”，这副题把其满弓所射的鹄的，清楚地告知了读者。周先生射出的诸箭，究竟有多少支射中了鹄心？一共中了多少环？我以为很有几箭射中了鹄心，总环数很不少，成绩斐然。当然，大家可以各自评定，抒发己见。关键是，周先生以入八十五岁的高龄，满弓射鹄志锐尖，令人感佩，引人注目。周先生的“红学”研究，涉及各个“红学”分支，而用力最多的，当属“曹学”。在这个分支的研究中，必得研史，甚至要“往事越千年”，又必得作考证，甚至要穷搜细辨，于是有人远远一望，便大不以为然，指斥为“离开了《红楼梦》文本”，“属于烦琐考证”。读《红楼梦》当然不能离开其文本，但《红楼梦》的文本是中华古典文化的巅峰结晶，并且极其独特，对其解读不能图省事，走捷径，西方的古典、现代、后现代文论固然可以引为借镜，如王国维借叔本华的理论来抒发自己读《红楼梦》的审美感受，颇能启人，但终究还是给人附会之感；中国以往的文论，当然更可以用来作为解读《红楼梦》的工具，脂砚斋批书，就使用频仍，但因为曹雪芹的笔力有超越他以前全部中国文化的性质，因此以这些工具来衡量，往往也力不从心；这就说明，要解读《红楼梦》，到头来还是必须彻底弄清曹雪芹写作这部伟著的时代背景，即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政治风云、社会变迁、文化习尚，这也就必须攻史，举例来说，不通史，怎么能读懂“义忠亲王老千岁”“坏了事”以及“双悬日月照乾坤”这些文本字句的深刻内涵？而流传下来的历史记载，往往是“胜利者写的”，比如雍正在与其十几个兄弟争斗王位的斗争中终于胜出，那么，他就要改写甚至删削康熙时的大量记载，乾隆虽是和平顺利地继承了王位，他本人甫上台也很注意实行皇族亲睦的怀柔政策，但没想到权力斗争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他再怎么不愿出事，也还是发生了“弘皙逆案”，乾隆果断麻利地处理了这一政治危机，他胜利了，于是，他采取了销毁相关记载的“留白”史笔，今人要弄清那时的真情实况——这对研究《红楼梦》文本至关重要，曹雪芹家族的“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正是这个时期，《红楼梦》中贾府的大悲剧展开的时代背景也正是此前此后——还历史真面目，“补白”，不搜集资料，作细致研究，那怎么能有成果？这样的“烦琐”，是面对鹄的，拉弓以射靶心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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