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

无论“捍卫五四”，还是“颠覆五四”，在今天这个言说泛滥的时代，恐怕都只具有当下话语的意义，所捍卫和颠覆的，其实都是某种现实，与“五四”本身的关系，虽不能说是“干卿底事”，却也实在构不成一种“映射”。因为我们和“五四”之间，已经隔了一座又一座长长短短的亭子，而我们自己，还在继续建造我们的亭子，所以，“五四”首先从现象学的意义上来说，是“往日不可追”的。

其次，“五四”的风采气象，也是我们只能神往而无法仿效的。“五四”之前和“五四”之后，中国都不乏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或者用貌似学术的说法，叫做“学生干政”。（不明白为什么学生关心政治，就叫做“干”。学者，以舌杀人者也。）但“五四”是惟一取得全面胜利并且左右了此后国家发展趋向的一次。为什么？

“五四”的全面胜利并不是由于北洋政府的民主开明（依照某些时髦学者的说法，北洋政府比国民党政府民主，国民党政府又比×××政府民主），而是由于北洋政府的软弱无力。

而学生们为什么要闹“五四”？恰恰是因为学生们愤恨于北洋政府的软弱无力。

北洋政府软弱得发不出薪水，发不出军饷，丧权辱国，内忧外困。国家一盘散沙，人民怨声载道。明明是“战胜国”（1919，不战而胜），却享受战败国的待遇。而中华民国已然成立八年，学生们所受的教育是现代“文明”教育，他们认为中国在世界上理当有平等的一席之地。罗家伦等“高材生”就十分崇拜威尔逊，相信列强是会跟中国讲平等博爱的，全是中国的政府不好，不爱国，不敬业，不强大，不权威。因此，学生们揭竿而起（他们挑下曹汝霖家屋上的瓦片，号称“揭竿而起”）的目的，是热情呼唤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强有力地管理这个国家，让这个国家统一、富强，外无寇，内无匪，安定团结，欢乐祥和。那样，21世纪就会是俺们中国的世纪。（那时就不必再跟威尔逊们讲什么平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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