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20岁男S市某师范大学学生

文革初期的反动学生——《十六条》公布那夜起义了——八.三一见到毛主席——北京作家协会批斗田汉——大串联——拥军派抢劫弹药库——工宣队一人手托一个芒果进校——修教路线的典型——看了《红都女皇》后完全消沉下来——"我做红卫兵并不后悔"

来时候，几个当年老红卫兵说，你去把咱闷在心里的话冲他说说吧！我找你不是忏悔来的。我感觉直到今天对我们也是不公平。你要敢写，我就敢说。当然，按你要求，我还要从自己的经历讲起。经历本身就是一切。这么说行吗？

我这个人我说的可能前后不衔接啊，我先简单把"文革"前一两年的情况说一说，因为这是基础。我是一九六四年的高中毕业生，那阵我考学的目标就是南大。我比较喜欢古典文学。可当时到处都在宣传侯隽、邢燕子、董加耕的事迹，处在"文革"前高xdx潮的预演，上山下乡的不是叫先锋吗。我这个人历来就听觉的话是吧，因为我从上小学一直受着正统的听党的话的教育。我出身挺好，父亲是个拉三轮的工人，我的母亲是在农民家庭长大的，我的二姐还是由政府给找回来的呢。解放以前我这组姐就卖给这里十大资本家刘襄九他们家，卖去之后我妈妈就去给他们当奶母啊。

要讲这个还是一段故事啦，这个题外话啦就先不说啦。政府经过周折把我二姐找回来了，我对党的感情就是很朴素呵，共产党说什么是什么。可是，中间有个岔头我记得特别清楚：在一九五四年的时候哇，我当时上小学二年级，有一个女老师对我特别好。到了一九五七年了，她突然间就成了右派。当时我很小，但挺纳闷儿，女老师挺好的吗，怎么成了右派了呢？从那阵子后我就隐隐地感到领导非常厉害，不能得罪他们，同时呢，也不应该得罪他们，他们就是党呵。后来我偷偷地去看我们那个右派老师，她已经疯啦。她姓严，教语文的老师。我记得当时那女老师还穿着旗袍，留着短发，就像电影里"五．四"时候那样子。我到她家，她抱着我就哭，她说她真想喊，现在看起来呢，她当时成为右派无非就是直言不讳地提了些问题，可是从那以后我的思想很矛盾。在我的心灵里埋下了两个根子，一个是上级领导了不得；另一个根子呢，就是，不能反对党，党是永远正确的，党是不可能出现错误的。后来上中学，就是一直听党的话，党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一直到了七０年大学"毕业"分配。历年来我在分配的志愿书上，从来都不填什么志愿，就是坚决服从党的分配。可是现在想起来就是谁听了话谁倒活该倒霉，那些不听话的现在闹的还挺好……现在把话再接上一九六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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