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乍暖还寒的公元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尚未吹进冰封的中国大地,各项改革开放的措施还在酝酿胎动之中,因此由来以久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两个凡是”的阴影好象希腊神话中的那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高悬在罢工知青和一切敢于怀疑反抗极左路线的人们头上。没有人敢于忽略这样一个事实:任何形式的集体反抗(罢工)都是对革命的犯罪,而不管你主观动机如何。一九七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发生在滇西门户瑞丽县的事件可作为前车之鉴。
那年夏天,洪水泛滥。然而更加使人惶惶不安的却是现役军人即将撤离兵团的消息。“你们可以复员,转业,调动工作,我们为什么只能在边疆当一辈子知青?”另外,近期内将发生里氏六级地震的消息更使知青们人心浮动。短短几天,数千名知青涌向县城,在返城要求得不到答复的情况下,开始大批向瑞丽江桥和滇缅公路移动。
二十八日凌晨二时,守卫瑞丽江桥的边防检查站陈站长接到上级一道措辞严厉的命令。上级命令他二十四小时内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大桥,决不让一个逃亡的知青过桥。但是唯一的限制条件是不许对人群开枪。
七时五十分,晨雾渐渐散去,第一批黑压压的知青队伍出现了。方阵沉默行进。碎石公路上没有人声,两个彼此敌对的方阵迅速缩短距离。一百米,八十米,五十米……突然桥头的警报拉响了。方阵继续前进。“砰砰砰”,士兵对天鸣枪。高音喇叭里反复宣讲政策,瓦解来犯者斗志。知青们悲壮地挽起手臂,挽得紧紧的,有人带头唱起《国际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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