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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三年，我结束流浪生活回到连队不久，收到家里一封来信。母亲在信中告诉我，父亲已经落实政策，从“五·七”干校分配到川西北一个叫龙门镇的地方工作，母亲和弟妹亦一同迁出城市。他们都很想念我，等等。

这天晚上，我在地图上查找许久，始终没有找到那个偏僻陌生的地名。

又过了一年，我获准回家探亲。经过十几天风尘仆仆的旅行，汽车终于在嘉陵江上游一个荒凉破败的小站外面停下来。

我从车窗里看见了久别的父亲。

父亲微佝着背，穿着一件洗得泛白的劳动布工作服，四十多岁的人，头发已经花白。母亲站在父亲身边，显得那么娇小和弱不禁风。他们紧紧挽在一起，任凭公路上滚滚尘土落满全身，望眼欲穿地盼望他们的儿子从远方归来。

我猛然鼻根一酸，眼泪夺眶而出。

记得文革前，母亲常常自豪地对我们说，她和父亲都是在教会的摇篮里长大的。

教会学校是近代西方列强在中国推行平民教育的产物。学校主要开设自然科学课程，兼及传播社会文化和基督教义。由于教会学校考试严格，收费昂贵，加上男女同校，授受不亲，不大符合中国国情，因此往往只有一部分家境富裕和勤奋上进的学生能够入学深造并且不致中途辍学。

我的父母亲就是唱着赞美上帝的颂歌从幼稚园一直唱到大学毕业。

据说我父亲的父亲是个精明、专制、野心勃勃和不屈不挠的小个子男人。他一生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莫过于完成了从农村进军城市的伟大转折，并且从一个讨饭的八岁小流浪汉奇迹般成长为一个拥有百万资产的工业巨头，创立了号称“中国四大财团”之一的“武汉裕大华纺织公司（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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