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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走投无路时脸皮会变厚。1991年11月19日下午，我给蒋大哥打电话就属于脸皮厚。

现在回头想想，其实我当时并不是走投无路。当时身上还有钱。不算多，但足可以给自己找一家旅店或买一张回程车票。但是，我还是感到自己走投无路。

走投无路有时就是一种感觉，而并不代表一种真实的处境。

我是来深圳出差的。准确地说是来深圳开会的。本来审稿会是在武汉开的。出版社就在武汉，再说从哪里到武汉都近，在武汉开审稿会天经地义。但是，我想来深圳，所以，就鼓动南方新型建材厂的谢厂长为会议提供方便，并反复讲解了此举对他们厂及他本人的意义。最后，谢厂长终于被我说动心了，表示愿意出钱出力，这才最终促成了会议的南迁。

我这样做不是想节省一趟路费，而是想得到一张"边防证"。在当时，边防证还绝对神圣，如果没有边防证，我进不了深圳，而办理边防证必须要经过单位保卫处，要不是因为开会，保卫处决不会给我行这个方便的。在设计院，保卫处的人平常没有地位，好不容易逮到一个能显示自己权力的机会，哪能轻易放过？所以，为了能顺利地进入深圳，我策动了这次来深圳开会。

其实，说来深圳开会并不确切，确切地说是到东莞开会，因为谢厂长的南方新型建材厂并不是在深圳，而是在东莞。但是，会议结束后，有一项重要的活动，就是去深圳参观"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我鼓动会议在东莞召开最后之所以能成行，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深圳的魅力对大多数与会者起了作用，如果当时只安排在东莞开会，而不安排到深圳参观，就不会得到那么多人的一致响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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