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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到广州，我没出站，直接转车去东莞，谢厂长的公司在东莞，我们的审稿会实际上是在东莞开，开完会之后再去深圳这个“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参观。我鼓动会议在东莞召开最后之所以得以成行，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深圳的魅力对大多数与会者起了作用，如果当时只安排在东莞开会，而不安排去深圳参观，是不会得到那么多人一致响应的。对我来说，关键是那张“边防证”，我当时把边防证看得很神圣，认为没有它我是绝对去不了深圳的，而得到它必须要经过单位保卫处，不是开会单位保卫处是绝对不会给我行这个方便的，在设计院，保卫处的人平常没有地位，现在好不容易逮到一个能显示自己权力的机会，哪能轻易放过？所以，是绝对不会给我们行方便的。

在“中国改革开放窗口”参观结束后就自由活动了。我的活动首先是找张一民。

张一民和我是中学同学，虽然不是一个班的，但我们都是学校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成员，而且都在乐队，关系不错，闹地震那年，他家没地方建防震棚，在我家防震棚里住了整整三个月。后来由于上山下乡我们各奔东西，恢复高考后又天南地北求学一方，谁知四年后，居然又分配到同一个设计院，关系自然又进了一层。

张一民的下海是悄悄进行的，好像院里没几个人知道。我偷偷地帮他搞到机票，又用自行车替他推行李送他上路。那情景既像电影《地道战》里鬼子偷偷地进村，又像电影《戴手铐的旅客》中送战友。临别时，张一民说：我在深圳等你。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自修过心理学，但这句话说得很到位，确实是我最最想听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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