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三年九月，张洁搞改革，“调查性报道”成为“新闻调查”的主体，以开掘内幕为特征，采访会很刚性，开会的时候他发愁：“柴静跟我一样，太善良了，做不了对抗性采访。”

老范接下茬：“都不见得吧？”

“真的，她台上台下都是淑女。”一屋子人，只有老张见过我怯懦的时候。

“她？”天贺笑得直喘。

这帮坏蛋。

新同事都是非典时才认识我，那时我刚从烂泥境地拔出脚，沾了点轻度躁狂，带着矫枉过正的活泼，上楼都一步两级，沿着楼梯上指向“新闻调查”的箭头一路跳上去。还是我爸最理解我，说：“就像我们手术台上的病人，麻药劲儿过去了，话特别多，抑郁很容易转成亢奋。”

这种虚亢上阵交手，一招就溃败。

一个医院监听120电话，违规出车抢病人，病人死亡，取证时只拿到一段出车抢人的录音。家属一直怀疑延误了治疗时机导致死亡，但病历拿不到，时间紧任务重，我赤手空拳，又必须一试。机器架起来，我坐在医院负责人的对面。

他四十多岁，见了镜头不躲也不紧张：“坐，问吧。”

他浑身都是破绽，但我就是点不到要害。他承认违规出车，但认为违规出车和病人死亡之间没有必然关系。医疗是非常复杂的专业问题，你可以无限怀疑，但事实弄不清，这节目就是废的，说什么都没用。我只是一个记者，没有他的允许，不能掀开他家里的帘子去看看后面有没有人，不能使用超常的技术手段，虽然他左口袋的手机里可能就有那个事关秘密的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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