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安华的家门口。院子里码放着几百只空酒瓶子，一半埋在肮脏的雪里，全是她丈夫留下的。

卧室三年没有人住了。大瓦房，窗户窄，焊着铁条，光进不来，要适应一会儿，才能看见裂了缝的水泥墙。绿色缎面的被子从出事后就没有动过，团成一团僵在床上。十几年间，这曾经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生活最隐秘的地方。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这里。

她从不反抗，直到最后一次。

她刺了他二十七刀。卷宗里说，地上、墙上全是血迹。警察说，死者死的时候还被绳子捆着，“浑身是血，血肉模糊。很多杀人案件，都是一刀致命，像这样的情况，确实不多见”。他说死者眼睛挣得很大，脸上都是“难以相信”的表情。

风声让空屋子听上去像在尖叫。

在“东方时空”时，我看过法学会的一份报告，各地监狱女性暴力重犯中，杀死丈夫的比例很高，有的地方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人——男人，死了；女人，活着的都是重罪：死缓、死缓、无期、无期、无期……

这是我心里几年没放下的事。

做完《双城的创伤》后，我有一个感觉，家庭是最小的社会单元，门吱呀一声关上后，在这里人们如何相待，多少决定了一个社会的基本面目。

家庭是人类生活最亲密的部分，为什么会给彼此带来残酷的伤害？这是个很常规的问题。但爱伦堡说过：“石头就在那儿，我不仅要让人看见它，还要让人感觉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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