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党锢之祸之后，或许与这场政治角力的戏剧性结局有关，宦官和知识分子这两大政治集团都没有汲取教训，这就为第二次党锢之祸埋下了伏笔。

我们先说宦官方面。

没蛋的人有没蛋的人的做事风格——历经了这样一场政治风波，按说宦官们也应该汲取教训，敛声屏气低调做人了，但是他们不，“既然我可以让皇帝把你们丫的逮起来一次，照样可以逮你们第二次！”所以用不着夹起尾巴做人，该咋还是咋，很快恢复了往日的威风，继续专权，继续左右朝政，继续为非作歹，继续巧取豪夺，很多人富可敌国，做弃船准备，纷纷把妻子儿女送到国外，向国外转移巨额资产，据说每年达五百亿美元之多。

就连术士张成也肆无忌惮起来，在皇家刊物上发表文章《有关‘禁锢运动’的几点思考》，说桓帝释放李膺及其追随者，并不意味“党锢”运动错误，而是桓帝审时度势、慈悲为怀做出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选择。经过桓帝默许和支持，张成的观点迅速成为意识形态管理部门进行宣传的“主旋律”，所有官方报纸、广播、电视舆论一律，集中进行宣传轰炸，消失了其他一切声音。

知识分子如何？

历经劫难而不死的知识分子声望在民众中间不降反升，许多人把改变社会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知识分子再度忘乎所以，标榜、结聚之风愈加盛长，甚至有推窦武、刘淑、陈蕃为“三君”，李膺等八人为“八俊”，郭泰等八人为“八顾”（顾，以德行感染他人之意），张俭等八人为“八及”（及，引导他人之意），尚度等八人为“八厨”（厨，仗义疏财之意）的舆论，俨然社会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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