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珠海的聚会之后开始，我不定期地收到大毛的明信片。大毛知道我是不会写信的。我们也没有交换过电话号码。也不是故意不交换，就是没有交换过。电话这种在当代非常普及的通讯工具不知道为什么被我们完全忽略了。我医院的通讯地址十几年如一日地没有变化。大毛的明信片从人类居住的这个辽阔地球的四面八方越过万水干山地朝着这固定的一点飞来，就像候鸟。一般来说，明信片的正面是当地典型的风景，背面是一句简单的问候。明信片来自云南，西藏，上海，新加坡，德国，泰国，美国，还有一张是非洲的喀麦拢我很好奇大毛到喀麦隆干什么去了，可是他没有留下具体的通讯地址，也没有在明信片上多写几句话。有一年的冬天，我收到了一张来自芬兰的明信片，画面上是芬兰的圣诞老人。据说圣诞老人诞生在芬兰。仔细一看，我才看出画面上正宗的圣诞老人原来是戴着白胡子和红色圣诞帽的大毛。根据明信片所指点的方位来看，大毛去的地方都是人们想去旅行的地方，都是好地方。

我不知道他是去旅行还是去工作，可是无论他去干什么，我都毫不怀疑那是出于他生命的需要。

我在德国读博士的最后一年是1996年。学业结束，拿到了学位，购买了机票，收拾了行装。我提着行李来到了柏林。我要在柏林度过我在德国的最后两天。我要在柏林好好地逛一逛，彻底地休息两天。第一天，我在德国漫长的冬夜里睡到了上午九点半。十点，我下楼，在我下榻的饭店里，面对餐桌上的圣诞花和一小截红蜡烛吃了一顿早饭。对于德国的早餐使用带有布尔乔亚味道的“早点”这个词不太合适，尽管进餐的环境很布尔乔亚；用我们当知青时候在农村常说的“早饭”是最恰当的了。德国的早餐非常丰盛，德国人也吃得非常多，他们在低徊的音乐声中用心地慢慢地吃着，用小竹筐拣来的满满一竹筐烤得焦黄香脆的小面包，在他们轻声细语的交谈中便令人惊奇地消失了。当然，更令人惊奇的是与面包一同消失的食物，它们是大量的黄油，奶酪，果酱，烤肉，火腿，麦片，鸡蛋，水果，生黄瓜片或者生西红柿片，咖啡，冰冻鲜果汁等等。在这种环境的影响和鼓励下，我也尽量慢慢地吃，多多地吃，学着他们把面包剖面切开，在每一个剖面上一层层地涂上黄油，奶酪，果酱，再铺上烤肉和西红柿片。这样夸张的面包，我最多也就只能吃下一个，然后需要喝一壶咖啡，以消化那些黄油和奶酪，之后还需要喝上满满一玻璃杯冰凉的果汁，否则心里就会烧得慌。即便是这样，餐厅的那位头发花白衣冠楚楚的老侍者在为我开门的时候还是怜香惜玉地说：小姐，你吃得太少了一点，热量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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