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雨》与《电》
——巴金的《爱情的三部曲》
刘西渭
安诺德论翻译荷马,以为译者不该预先规定一种语言,做为自己工作的羁缚。实际不仅译者,便是批评者,同样需要这种劝告。而且不止于语言——表现的符志;我的意思更在类乎成见的标准。语言帮助我们表现,同时妨害我们表现;标准帮助我们完成我们的表现,同时妨害我们完成我们的表现。
有一利便有一弊,在性灵的活动上,在艺术的制作上,尤其见出这种遗憾。牛曼教授不用拉丁语根的英文翻译荷马,结局自己没有做到,即使做到,也只劳而无功。考伯诗人要用米尔顿的诗式翻译荷马,结局他做到了,然而他丢掉荷马自然的流畅。二人见其小,未见其大;见其静,未见其变。所谓大者变者,正是根里荷马人性的存在。荷马当年有自由的心境歌唱,我们今日无广大的心境领受。
批评者和译者原本同是读者,全有初步读书经验的过程。
渐渐基于个性的差异,由于目的的区别,因而分道扬镳,一个希望把作品原封不动介绍过来,一个希望把作品原封不动解释出来。这里同样需要尽量忠实。但是临到解释,批评者不由额外放上了些东西——另一个存在。于是看一篇批评,成为看两个人的或离或合的苦乐。批评之所以成功一种独立的艺术,不在自己具有术语水准一类的零碎,而在具有一个富丽的人性的存在。一件真正的创作,不能因为批评者的另一个存在,勾销自己的存在。批评者不是硬生生的堤,活活拦住水的去向。堤是需要的,甚至于必要的。然而当着杰作面前,一个批评者与其说是指导的,裁判的,倒不如说是鉴赏的,不仅礼貌有加,也是理之当然。这只是另一股水:小,被大水吸没;大,吸没小水;浊,搅挥清水;清,被浊水搀上些渣滓。一个人性钻进另一个人性,不是挺身挡住另一个人性。头头是道,不误人我生机,未尝不是现代人一个聪明而又吃力的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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