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惠娴的车摊设在瑞金路与延安路的交接处,背后是一块正在打桩的建筑工地,四周围着雪白的围墙。面对着瑞金路的石灰墙面上刷了一行巨大的朱红黑体字:“安全第一质量第一效益第一节约第一”。童惠娴的三轮车就停放在一棵法国梧桐树下面。各种型号的自行车内外胎挂在三轮车的把手上,而车板上则是自行车的配件,两支打气筒立在树根的旁边。童惠娴的工作写在一块木板上,“修车、补胎、打气”。童惠娴的左侧是另一个工厂的下岗女工,她在卖报。她们一直不知道对方的姓名,不说,也不打听。她们互称“大姐”,说一些
闲话,或者为对方换一些零钱。尽管这样的生活日复一日,可是她们总认为这样的日子是短暂的、临时的。有一天她们会重新回到“原来”的地方去的。
童惠娴于一九九二年九月从自行车总厂下岗。她的二儿子正是在这一年的八月考上大学的。儿子考取的当天童惠娴就预感到下岗的命运了。有一得必然会有一失。生活大体上总是这样的格局。童惠娴在总厂做的是装配工。多多少少算有些技术,摆个修车铺子应该能把一张嘴打发过去。修理自行车无非就是拆下来再装上去,不算什么太难的事。可是童惠娴在决定摆摊之前还是生了一场病,躺了一个星期。她是无论如何也不甘心在马路的边上做这种事的,拉不下这个脸面。可是儿子报完到,家里就全亏空了,看病的钱都挤不出来了。童惠娴感觉到自己又一次掉到冰河里去了,她还是在插队的那一年掉到冰窟窿里头产生过这种感觉的,手和脚全落空了,没有一个地方能落得到实处。董惠娴后来“豁”了出去,抱了病走上街头,挂起了“修车、补胎、打气”的小木牌。她的第一笔生意碰上的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骑了一辆很脏的捷安特山地车,后胎爆了。童惠娴修好车,认认真真地替小伙子把车子擦回到七成新。后来小伙子问:“多少钱?”童惠娴低了头就是说不出口。小伙子掏出一张十元,很大方地说:“别找了。”童惠娴没有接。童惠娴再也料不到自己不敢去接。她望着这张皱巴巴的现钞,委屈和羞辱全堵在心窝里头,一点一点化开来了,往上涌。一双眼里很突然地汪开了两朵泪。小伙子把十元现钞丢在小木凳子上,骑上车,很满意地吹起了口哨。吹过来一阵风,那张皱巴巴的十元钱掉在了地上,翻了几翻。正过来是十元钱,翻过去还是十元钱。小伙子走远了,童惠娴弓下腰拾起那张纸币,眼泪说下来就下来了。童惠娴就感到自己做了一回贼似的。她童惠娴是谁?混了几十年了,十块钱就让她这样了。这一想童惠娴便越发伤心了,拿了一只很脏的手往脸上捂。捂不住,两只手都没有捂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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