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
时至岁末,要我参加的多种社会文化活动突然壅塞在一起,因此我也变得“重
要”起来,一位朋友甚至夸张地说,他几乎能从报纸的新闻上排出我最近的日程表。
难道真是这样了?我只感到浑身空荡荡、虚飘飘。
实在想不到,在接不完的电话中,生楞楞地插进来一个苍老的声音。待对方报
清了名字,我不由自主地握着话筒站起身来:那是我30年前读中学时的语文老师穆
尼先生。他在电话中说,30年前的春节,我曾与同班同学曹齐合作,画了一张贺年
片送给他。那张贺年片已在“文革”初抄家时遗失,老人说:“你们能不能补画一
张送我,作为我晚年最珍贵的收藏?”老人的声音,诚恳得有点颤抖。
放下电话,我立即断定,这将是我繁忙的岁末活动中最有意义的一件事。
我果坐在书桌前,脑海中出现了60年代初欢乐而清苦的中学生活。那时候,中
学教师中很奇异地隐藏着许多出色*的学者,记得初中一年级时我们自修课的督课老
师竟是著名学者郑逸梅先生,现在说起来简直有一种奢侈感。到高中换了一所学校,
依然学者林立。我的英语老师孙珏先生对英语和中国古典文学的双重造诣,即便在
今天的大学教师中也不多见。穆尼先生也是一位见过世面的人,至少当时我们就在
旧书店里见到过他在青年时代出版的三四本著作,不知什么原因躲在中学里当个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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