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西班牙而言，上世纪三十年代是一个风云际会、跌宕起伏的时期，西班牙人民以及国外志愿人员联合抗击佛朗哥武装叛乱的斗争，虽以失败而告终，但他们在其间展示出的精神和情怀，震撼了整个世界，也影响了整整一代西方知识分子。所以这段西班牙历史上最悲惨的时期，同时也称得上是“浪漫主义的战争时期”(何塞?狄亚斯语)，让每个曾经经历过这场血与火考验的人回想起来。都会生发出澎湃的激情和感怀。可是这场内战留给人们的．仅仅是虽败犹荣的悲壮和澎湃的激情吗?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乔治?奥威尔(1903—1950)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给了我们一个否定的回答。实际上，今天世人所能看到的所谓史料，几乎尽是当初政治宣传性的材料，或是没有亲历战争的记者们人云亦云的说法。说“历史服务于政治，政治产生历史”似乎略显偏激，可历史记录总要带上时代的痕迹和意识形态的烙印，这却是谁也否认不了的。当时的苏联政府和西班牙共和国。在抵抗佛朗哥叛军的同时，就在反法西斯阵营内部的争斗中，出于政治利益的需要使用了大量的政治宣传，甚至歪曲了部分事实，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地遮蔽了历史真相。凭借这部自传体作品，奥威尔试图还原这段历史的本真面目，尽管他自己也承认，其中难免有描述上的错误和以偏概全的现象，但还是足以改变人们过去对西班牙内战的简单印象，读者会发现：比起共和国同法西斯的战斗，共和国内部的党派纷争和政治宣传似乎来得更为可怖，给人的心理带来的阴影和创伤也更为严重。当我们看到作者的朋友柯普——一个抛弃了一切来参加反法西斯战斗并且表现十分英勇的比利时人，没有被敌人打死，却仅仅因为自己属于“托洛茨基主义”政党P．O．U．M．(即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而被政府投入监狱的时候，一定会被政治的复杂性和残酷性所震撼。在书中，奥威尔无意攻击苏联当局和西班牙共产党(尽管他们当时的政策确有失误)，而只是把自己的所见所闻乃至所想，客观真实地记录下来．由于他的身份不是一名记者，而是一名真正意义上的战士，其经历自然就颇具戏剧性和传奇性，所以无需任何渲染和“艺术加工”，单单呈现事实．就足够让我们心弦拉紧、寄情于内。而他对派系攻击和政治迫害的记述．非但没有减损故事主题的统一性，反而增加了其中的悲剧美。当然，如若读者把这部传记当作什么悲壮的史诗，那就有些牵强了．在宏大的记事和严正的说理后面，永远躲藏着一个谐趣的奥威尔，他的乐观精神和风趣脾性，会让你在读这种严肃题材的作品时不会感觉枯燥，而西班牙人疏于纪律、热情散漫的性格跟英国人严格拘谨、有板有眼的传统碰撞在一起所引发出的不和谐，也会让人忍俊不禁。即使在记叙自己脖颈中弹这等事关生死的时刻，奥威尔也俨然是一幅旁观者的架势，轻松地超然于外．甚至躺在担架上，他心中还暗自称赞击中自己的敌兵实在“枪法一流”．对于死神随时都会降临则全然不在乎。我想，这当中除了奥威尔不畏死的气概之外．只有他自己那句自我解嘲的话可以解释了：“可能人在濒死的时候，想法也会与平常大不相同了吧。”因此，阅读《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会有一种模糊于历史和喜剧之间的感受，在发笑时又感觉到一种强烈的辛酸，无怪乎有人将其与约瑟夫．海勒(1923—1999)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并称为二十世纪黑色幽默的两大巅峰之作。稍为细心一点的读者都会发现，这本书中有整整两章乃是插入式议论，从叙事连贯的角度看似无必要，甚至对本书的整体样态还会有所毁损．一个是描写党派政治恐怖的第五章，一个是分析巴塞罗那战斗中官方虚假宣传的第十一章。这似乎是奥威尔一以贯之的作法，熟知其作品的人一定都会由此联想到《巴黎伦敦落魄记》中专门总结伦敦黑话的第三十二章．还有《一九八四》中间长篇引述的《寡头政治集体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以及末尾附录中的那篇《新话的原则》。曾经有评论家就此毫不客气地质疑奥威尔：‘‘你干吗要塞进这些东西?把一本原来很不错的书变成了低级的新闻报道。’’众所周知，新闻体(joumalism)是文学创作的大忌，因为两者在语言功能和语言操作上是截然两途、背道而驰的：新闻语言重在提供信息．语气明确；而文学语言则富于表现，蕴涵情感。更确切地说，新闻报道的功能是把事件的情况尽量按照原貌传达给受众，而文学语言则意在激荡起读者心绪中某种特殊、微妙的感受和体验。海明威当年就是因为听从了斯泰因的劝告．放弃记者这一行，而从中大受其益的。奥威尔自己做过记者，自然该深得其中要领，比如说其语言就在简约凝练的同时，没有流于新闻报道的简单和俗套，或者换种说法，即使是准确、客观地记录事实，他所呈现给我们的，也是一种“艺术的复原和再现”(董乐山语)。既然如此，奥威尔为何偏偏执拗地“塞进”这两章呢?道理很简单．那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目的——还原历史的本真面目。在经历了这一番复杂的政治纠葛和危难之后，作为一个有道德操守和良心的知识分子，面对国外公众对事实(众多无辜的人被投入牢狱)缺乏了解的情况，他实在是别无选择。事实上，奥威尔写作本书的初衷也就是要揭示真相，而非编织构造生动感人的故事，或者展示自己光荣的战争经历，换言之，正是在这两章想说的话，才促使他写就了整部自传，所以他敢于在第五章开头赫然宣称：“如果你对党派政治的恐怖毫无兴趣，请跳过这些内容不读，正因为此我才将其中的政治部分列为单独的一章。”尽管在体裁上不是小说，可本书毕竟有着很强的叙事性。所以．如此大胆的做法，纵使是见识过后现代叙事的当代读者，也会有些惊讶和意外，更莫说是三四十年代里那些仍旧囿于维多利亚传统的读者。况且奥威尔本人也曾坦陈：《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是政治性书本，而在人们的眼中，政治性和文学性似乎永远是互相抵触的。再加之其他一些因素，这本书起初颇受冷遇，刚在英国上市时购阅的人并不多，而在美国，更是多年以后才得以出版。然而时间是考验一部作品最有效的准绳，这部当时几乎无甚影响的力作，终归还是受到了应有的重视——文体学家开始注重书中简洁到位、一针见血的“奥威尔语言”，历史学家将其奉为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权威性文件，报刊述评则称其为“现有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最好的书”(《纽约客》)。于是乎，当其他记录西班牙内战的书籍遭受新闻报道般的命运，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尘封、被湮没的时候，《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却一直生还，甚至保持着历久弥新的生命力，成为“奥威尔画廊中最精美的一幅自画像”。就连那两章被指摘为瑕疵的插议，究竟有何等价值，我们也该重新审视了。但凡不朽之作，无一不是在描景状物、叙事写人的基础上触及到了最根本的问题——人性，而硝烟弥漫的战场和复杂残酷的政治，无疑是凸显人性的绝佳场合。因此，我们诚然可以跟在批评家的身后。也去指划奥威尔创作手法中的这样或那样的所谓不足和缺陷，可谁也不能否认，他对人性的展现和探讨，以及由此体现出的他本人的人格魅力，是具有极大震撼力的。也正因为这样，我本人在读奥威尔的时候，会暂时忘却布莱希特的“间离化”理论、忘却新批评派的“感受谬误”观，一句话，放弃自己“批判的头脑”(criticalmind)，甘心做一名被动的接受者，找寻身临其境的感觉，跟随作者的记叙，同他一起去经历激战、一起去重温史实、一起去探求人性的力量。我相信，奥威尔也不会把读者引入什么盲目的“现实主义幻境”(realisticillusion)中，而是交还给我们一双更为明亮的眼睛．和一个更具批判精神的头脑，去追求一个更加澄明和本真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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